进入母亲的生命之门范例

进入母亲的生命之门范例篇1

　　恐怖之夜 走脱罗网

　　1966年8月18日，主席神采奕奕地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百万

　　大军，向全世界昭告“伟大的无产阶级”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当女红卫兵宋彬彬为领袖戴上红卫兵袖章时，亲切地问她叫什么名字。当他得知是“彬彬有礼”的“彬”时，似不经意地说了一句：“要武嘛。”于是宋彬彬从此改名“宋要武”，引为无上光荣。

　　我的父亲章乃器是在1957年钦点的“头子”，我自然是没有去天安门广场高呼“万岁”的资格。我读书的清华附中是“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曾亲自写信，对“造反有理”表示热烈的支持。于是本校成为北京红卫兵的“老大”，改名“红卫兵战校”。

　　其后数日，全城处于“破四旧”的狂热之中。8月23日清华园内抄家和暴力事件已不时发生，本班红卫兵到老师家中“破四旧”，回来还得意洋洋地说：有只很大的古董花瓶被他们打碎，王老师十分心疼云云。我见形势紧张，晚上偷偷跑到大学校园一个僻静的电话亭，与父亲通电话，得知家里也有红卫兵来贴大字报，但父亲说自己能够应付，并嘱咐我暂时不要回家。

　　8月24日晚上，清华大学校园里一片疯狂。前清大学士那桐题额的标志性建筑“清华园”门坊已被推倒，校领导刘冰、艾知生、何东昌及“大”钱伟长、黄万里等“牛鬼蛇神”，被用皮带抽打着，在现场汗流满面地搬运砖石……本校一对姐妹花的母亲，是一位蒙古王爷之后，人称“善格尔公主”，在清华园一带拥有不少房产，也被披头散发地拖来批斗。有个中学女红卫兵，一路用皮带抽打一名“反动大学生”（据说其父是上海的基督教牧师），当有人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时，她理直气壮地回答：“是叫我打的！”我明白，这是“要武”的巨大威力。

　　当晚回到宿舍，里面空无一人，新置的蚊帐已被撕碎，床上铺着一张墨迹未干的大字报，将贱名打上红叉，责令：“反动分子狗崽子，滚蛋！快滚蛋！”既然不受欢迎，于是收拾行李，遵命“滚蛋”。不料本校四门紧闭，未经“革委会”许可禁止出入，已成“关门打狗”之势。若不设法逃走，则皮肉之苦难于幸免。

　　我在运动初起时，曾勘测全校地形以防不测，发现校园围栏有一处不密，栏下有空间与校外小河相通。情急之下，于夜幕中钻出围栏，连两条小河，走上校园西侧的马路，刚好有一趟末班车经过，迅速登车远去。此时天降小雨，坐在车上，仔细品味着“惶惶然若丧家之犬”的滋味，不知进城之后，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

　　我不敢去灯草胡同章宅，便去了汪芝麻胡同母亲的住处（父母已分手多年）。公共汽车刚到站，便有一群红卫兵蜂拥而上，厉声查问乘客“是什么出身”。走在黑夜的凄风苦雨之中，暗自庆幸“又逃过一劫”。回到家中，母亲告知本胡同的邻居张洁凤、傅毅茹、周康玉等几位小有资财的寡妇，均在抄家时被打死……

　　我将从宿舍带回的大字报和破蚊帐给母亲看，她很是不解，以为同学间何至于有如此仇恨，要我明天回学校，好好向大家解释一下。看来她对于严酷的“革命形势”还很木然。

　　当晚我心中记挂着父亲的安危，一夜没有睡好。次日一早，决定按照母亲的意思，回学校看看，同时叮嘱母亲，探听一下父亲的情况。

　　回到校园碰见的第一个人，是本班的辅导员，一个高年级的工农子弟。此人一向很革命，将我视为另类，一照面就板起脸宣布：“从现在起，不许你随便走动！”快走到宿舍楼时，遇见一个本班同学，是革干子弟，曾与我一道给校领导贴过大字报，算是有过“战斗友情”的。他摇晃着一条皮带，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拿上这个，回去教训教训你爸。”

　　我没有回宿舍，径直穿过操场，向教学楼走去。走到楼前时，见两个女红卫兵正在用皮带狠狠抽打门房周大爷。据说他曾是圆明园一带的地主，因家道败落，解放前就把地卖光了，后来便在学校当门房糊口。周大爷平日与世无争，好写几笔“精气神”之类的毛笔字，每逢冬至起九，便画上一幅“九九消寒图”挂在门房里，每日涂黑一个梅花瓣度日。他最大的乐趣无非是炖上一锅红烧肉，喝两口小酒。此时本班同学已经在楼上望见我，招呼着要我上楼，但声调中暗藏玄机。我见周大爷被打的惨状，知道上去不会有好果子吃，便没有进教学楼。

　　昨晚尚可钻栏而逸，此刻却是大白天，故伎不可重施。于是我鼓起勇气，大摇大摆地走向校园西侧的旁门。此处有一个高年级的红卫兵站岗，他迟疑了一下，将头偏过，任凭我大步流星地扬长而去。闯关成功，我的心情不亚于伍子胥过昭关。

　　回家见到母亲，她已去过灯草胡同，父亲那里宅门洞开，外面邻居正在议论，说是“带走了，带走了”。由是判断，他已遭厄运，生死未卜。关于父亲九死一生的经历，已写入他的《七十自述》中。

　　惨剧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每天发生。疯狂持续了多日之后，革命的高烧开始减退，于是我又回了一趟学校。

　　在校园里，见到一位被指为“作风不正”的高年级女生，被剃成了“阴阳头”。走进教室，只见两位“出身不好”的女同学王淑瑛、孙淑绮也被“剃度”，坐在角落的“另席”上，其他同学讪笑着跟我打招呼。我问那个要我用皮带抽父亲的男同学，如当时我留在学校，是否也会遭到同等待遇？他笑着回答：“不会的，我们只想好好和你谈谈。”我冷笑一声道：“只怕未必。”

　　此后得知，本校万邦儒、韩家鳌两位校长，在8月24日晚遭到毒打。8月26日晚，物理教师刘澍华在斗争会上被毒打后，从锅炉房的高烟囱上向内跳下，他的两条腿骨插入体腔，尸体缩短了许多。同时高年级的“反动学生”如郑光召（郑义）、郑国行、徐经熊等，皆在被打之列。郑光召身强力壮，是本校高年级学习、体育“尖子学生”，只因贴大字报保过校领导，被剥去上衣，光着膀子用皮带狠抽。他不服罪名，将一枚像章穿过皮肉，别在胸前，结果被打得肾脏出血。据老同学史铁生回忆，上述两位本班的女同学，也在被打之列。

　　结束多年后校友们聚会，同学们多为以往的伤害相互致歉（包括那位叫我用皮带抽父亲的同学），了却恩怨，重续友情。但孙淑绮同学从不露面，可见当年感情伤害之深。

　　万千惨景 一堆烂账

　　从学校二次脱身后的几天里，我每日在街上毫无目的地乱走，大街上不时有满载抄家物资的卡车呼啸驶过。曾几次冲动想去找父亲，但一见到周围随处可见的暴力，便只有止步。直到半个月之后，才打听到父亲的下落，他被红卫兵押去参加吉祥戏院的“打人集会”，是从那里出来的唯一生还者。

　　我见到不少老年“黑五类”，被剃了“阴阳头”，被红卫兵押送着“遣返”回乡。在西单的大街上，见到两个女红卫兵，用绳索套在一名50多岁的妇女颈上，用皮带抽打着，像狗一样牵着走，那妇女身着的白短衫上，好几处用墨笔写着“反革命”……

　　我不知这名妇女能否话下来，但有人亲见，另一名被诬以“反革命”罪名的年轻女子，被捆缚在柱子上用铜头皮带抽打脊背，此女一声不吭，拒绝诬服，直到贴身衬衫被抽烂。于是有人提议抽“前面”，遂被翻身反绑柱前，狠抽胸乳，没打几下，女子惨叫一声，立时断气。我认识的一位老人家的女儿，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本人又长得漂亮，同班的女红卫兵便专门用皮带抽她的脸……

　　北京和全国各地发生的普遍暴力，不是什么自发的“群众革命行动”，各街道派出所都向红卫兵提供了本辖区的抄家对象名单。据《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披露的数字，从1966年8月下旬到9月5日止，北京市共打死1772人。但社会暴力造成的大量自杀者，显然未被统计在内。

　　母亲所住胡同里，那位和善慈祥的傅毅茹老太太，家住独门四合院，热心邻里公益，曾被推选为街道主任。她年轻时应当是个美人，平日白发修齐，衣着整洁，保持着老年妇女的风度。老太太已故丈夫是位旧时的小官僚，于是被列入抄家名单，从她家褥垫下搜出短刀一把（我怀疑是有人栽赃），顿时罪在不赦，惨死于红卫兵的皮带之下。另一位周康玉女士也是独居小院，据说是天津名门周家的后裔，平日十分低调，但既属于“大资本家”眷属，自然在劫难逃，打成半死以后，挣扎着上了吊。

　　死者已矣，苟活者活罪难逃。大街小巷中，一下子平添了许多挂着黑牌扫街扫厕所的“牛鬼蛇神”，其中许多是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我所见到的最高龄者，是一位已超过90岁的老先生。

　　这条胡同是东城区财政局所在地，该局临时成为抄家物资仓库之一。我曾见一对老态龙钟的夫妇，大约属于“小业主”阶层，推拉着老北京拣破烂用的四轮“地坦克”，上载一堆破旧的生活用品，步履蹒跚地到财政局请求上缴，说是红卫兵命令送来的，但该局不收。问“哪儿能收？”答“自己问去。”于是又艰难地挪走。由是得知，某些抄家对象还要服“送货上门”的劳役。

　　抄家过后，北京的大小拍卖行里，堆满各种抄来的高档硬木家具（文物除外），以极低廉的价格出售，据说有识货者乘机购入，发了一笔小财。至于拣垃圾获得珠宝、黄金、银圆者，更大有人在。

　　某日母亲得到街道通知，每户发给小票一张，持票可购抄家物品一件。这属于“革命群众”待遇，她不敢不去。稍后带回一件3层的精巧食盒，说是周康玉家的，作价5毛。这件物品一直使人有杀人同谋的负罪感，只好当做那个荒唐年代的一件“文物”，保存至今。

　　一言夺命 女童丧母

　　前面说到，母亲的几位邻居，在抄家时被红卫兵打死。其中最年轻的一位是张洁凤，她曾是美洲著名侨领司徒美堂的夫人。

　　现在的年轻人，很少知道这位司徒老人了，但在上个世纪的华人社会和洪门袍泽中，他是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与陈嘉庚先生齐名的华侨领袖。司徒先生原籍广东开平，早年到美国当劳工谋生。他身强力壮，为人豪侠仗义，逐渐成为美洲洪门“致公堂”的掌门人之一。国父孙中山先生早年在美国从事革命活动，得到司徒先生从组织到资金的支持，孙中山还担任了“致公堂”的“红棍”（相当于执法者）。因此司徒老先生的革命资历，至少与国父是同一辈分。

　　司徒老人身为革命大佬，反对小辈的独裁，故受到的礼遇。他曾作为美洲华侨代表，参加新政协和开国大典，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等要职。1955年老人逝世时，廖承志致悼词，、林伯渠扶灵，备极哀荣。

　　张洁凤也是广东人，但不是老人的原配。据说她曾是一名贴身使女，属于苦出身，后来收房成为夫人。老先生逝世时她还很年轻，年方30左右，文化不高，人长得小巧玲珑。她享受着国家对知名人士遗孀的待遇，每月有70多元的生活补贴，与她家原先的警卫员同住在一个小宅院里。

　　一位年轻孀妇，自然有再嫁的权利。于是她不时参加一些舞会之类的交际活动，以选择未来的生活伴侣。记得那时经常与她结伴前往的，有一位林光明女士（又名林妹姝，即前些年大名鼎鼎的气功师郭林），以及母亲的老同学黄瑞华（黄绍前妻）。后来张女士终于觅得意中人，是一位在云南工作的工程师。

　　司徒老先生没留下多少遗产，张洁凤作为知名人士的遗孀，如果再婚，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国家的生活补贴，这是一件很艰难的事。于是张女士采取变通办法，到云南与工程师秘密结婚，生下一名可爱的女婴后，带回北京生活，对外说是抱养的。“寡妇门前是非多”，至少那位前警卫员一家是瞒不过的。内情逐渐透露出来，于是街坊四邻对她的“生活作风”开始有所议论。如今自由开放的少男少女们，恐怕无法理解在那个禁锢人欲的年代，一位顶着“知名人士遗孀”名分的女子守节之艰难。这爱和被爱的权利，对于张洁凤竟是致命的。

　　抄家一开始，街道便招来红卫兵，诬称张洁凤是“坏分子”，剃阴阳头、抄家、批斗，厄运一下子降临到无助的女人头上。她被扯开双臂悬吊在房梁上，轮番用皮带抽打……张洁凤很快奄奄一息，哀求看在年幼的女儿面上，饶她一命。但在场民警对红卫兵示意：“革命哪有不流血的？”于是再遭暴打，当即撒手人寰，撇下年仅6岁的小女儿。

　　小女孩成为无母的幼雏，孤苦伶仃地靠邻居的一点施舍活着。有时她在胡同里遇见我，照例会叫一声“小东哥哥”，但我所能给予的，仅仅是抚摩一下稀黄的头发，安慰两句。我没有随身带食物的习惯，也没有钱。

　　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黑五类”中最荒唐的品种，莫过于“坏分子”。这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任何不为体制或世俗所容，而又无法扣上地、富、反、右帽子的人，都可以被划为“坏分子”。而张洁凤从未被戴上过任何“帽子”，只因过得比别人幸福了一丁点儿，就招来杀身之祸。

　　终于有一天，我在胡同里见到心酸一幕：那位头发花白的工程师从云南赶来，牵着女孩的手，各人手里拎着一个小包袱，蹒跚着沿胡同向大街走去，准备离开这块伤心之地。远远跟在后面监视的，是街道上的几位“小脚侦缉队”。

　　女孩望见我，又令人心碎地叫了一声“小东哥哥”，我心中百感交集，望了望虎视眈眈的街道干部，欲言又止，保持着距离慢慢前行。这是我走得最长的一段路。拐出胡同时，趁“小脚侦缉队”看不见的空当，我迅速上前，将所知张洁凤惨死真相，对女孩的父亲叙述了一遍。此时街道干部又跟了上来，警惕地注视着，我无言地目送父女俩上了无轨电车。

　　一年后工程师携女儿从云南来看我和母亲。据他说，家难发生后，接到司徒家的亲戚（著名画家司徒乔之弟妇）来信，方赶来接走女儿。这次是专程来解决遗留问题，他已经找到了当年的红卫兵、民警以及有关单位，但问题没有解决。结束后，某日我接到一名女孩的来信，说她和爸爸到了北京，约在北海公园前门见面。我一时竟搞不清来信人是谁，如约前往，方知是张洁凤的女儿和丈夫。女孩已长成少女，大人则更加苍老。劫后重逢，望着相依为命活到如今的一老一小，如同噩梦醒来，良久竟相对无语。

　　得知张洁凤仍未落实政策，我帮忙出了些主意，起草书信向统战部和侨务部门申诉。张洁凤毕竟是知名人士眷属，终于发还财产、配给住房，给女孩安排了工作。父女从此定居北京，但死者永远不能复生。

　　我很想知道，张洁凤弥留之际，想对至亲至爱的女儿和丈夫说些什么？

　　母女携手 化蝶双飞

　　母亲当年在中国公学读书的时候，有几位要好的女同学，其中一位名叫张为璇，我称她为张阿姨，她的女儿刘小迁，是我幼年的玩伴。张阿姨戴着一副厚厚的深度近视眼镜，是一位胖胖的、和蔼可亲的知识妇女，一口吴侬软语。她也是个普通人，但其父张一却大大有名。

　　张老先生曾是袁世凯的重要幕僚，但因反对袁氏称帝，几与袁氏割席，被从大总统府秘书兼政事堂机要局长的职务上调离，晚年老先生定居苏州。父亲因“七君子案”被捕入狱后在苏州关押，张老先生与李根源、陶家瑶等苏州耆宿，都曾予以声援和关照。“七君子”出狱时，张老先生也是保人之一。八一三事变后，张老先生与李根源、马相伯等组织“老子军”，誓死抗敌。抗战期间张老先生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素以持论公正著称，受到的尊敬。

　　张阿姨家道殷实，丈夫刘先生是一位工程师。女儿刘小迁是个白白净净的小姑娘，小我1岁，曾与我在幼儿园同学，常在一起玩“过家家”游戏，我当“爸爸”，她当“妈妈”，女儿自然是洋娃娃。小孩子还不懂得“家庭”是怎么回事，有一次到张阿姨家玩，我曾正式宣布将来要与小迁妹妹结婚，被母亲当场训斥，闹了个大红脸。

　　后来刘先生工作调动到邯郸，而北京市要将“复杂分子”通通清走，不允许张阿姨继续居留。于是她听从我母亲的建议，给写了一封信，母女获准移居苏州老家。小迁那时已是个身材高挑的少女，走后我再也没见过她。

　　张阿姨与母亲保持着通讯联系，爆发后，人人自顾不暇，音讯中断。不久师生搞“大串联”，我因为“出身”不好，一直拖到1966年11月，才到学校“革委会”开出一份介绍信，揣上父亲给的20元钱，挤上比沙丁鱼罐头还要憋闷的火车南下。

　　行前父亲要我去一下苏州，看望他的老朋友周瘦鹃；母亲则嘱咐一定要去看张阿姨，然后到上海看望舅舅以及她的另外两位同学。

　　在苏州下车，住进“革命师生接待站”后，立即梳洗一番，准备去张阿姨家。我那时已处在模模糊糊的青春萌动期，想起马上要见到小迁妹妹，不知她如今出落成何等俏模样，心情多少有些兴奋。

　　张阿姨家原住在苏州城内吴殿直巷，老宅早已易主。她给母亲的信，都注明“苏州富郎中巷××号顾乃文转”。顾氏为当地名医，与张家是世交，张阿姨回乡定居，便成为顾家房客。到达观前街附近的富郎中巷时，天色已晚，我立在一座黑漆大门前愣住了――门上贴着红卫兵的大封条。

　　不得已向路旁一位小姑娘打听，孰料她竟嗲声嗲气爆出一条惊人信息：“顾―乃―文？―他死嘞！”我心知不好，赶快解释是找顾家房客。经一位好心邻居指点，我在附近的一座破院子里找到了张阿姨，但不见小迁，据说是随学校参加学农劳动去了。

　　顾氏为姑苏世家，宅第中亭台楼阁，曲径回廊，当然是抄家的重点对象。他不堪斗打侮辱，跳楼自杀了。张阿姨虽是房客，但因为家中陈设讲究，又是名人之后，连带着也遭抄没，如今已是家徒四壁。张阿姨做了蛋炒饭给我充饥。她现在全靠丈夫寄来的工资，维持母女生活。谈起北京家中情况，我据实相告，她说人活着就好。张阿姨谈吐乐观，我觉得可以放心向母亲复命了，不过没能见到小迁，心中多少有些惆怅。

　　我在苏州只打听到周瘦鹃被抄家，后来才得知这位鸳鸯蝴蝶派作家兼盆景名家，当红卫兵摧毁了他呕心沥血培育的盆景之后，便殉了那些至美灵物，在自家花园投井自尽，落了个“人琴俱亡”的结局。

　　上海的舅舅平安，但母亲的两位同学皆遭抄家。行至杭州，“革命师生接待站”设在“南屏晚钟”的净慈佛院大殿里，庄严佛像已荡然无存，仅发现一尊雕工精美的汉白玉观音，横倒在后院的山坡上，但已经没有了头。接待站的伙食很好，但每天烧饭的燃料，竟是一箩筐接一箩筐的佛经雕版……到南昌后我无心再走，折回首都。

　　张阿姨与母亲的通讯时断时续，到了“清理阶级队伍”的1968年，突然消息全无。母亲得到一个不确切的传闻：张阿姨和小迁一同上吊自杀，但始终不肯相信。她们既不是“黑五类”，更不是当权派，没有必死的理由。结束后，人们开始寻找在浩劫中下落不明的亲友。我在董竹君、许宝两位前辈的热心帮助下，辗转找到了张阿姨在北京的弟妇。当向这位老太太说起我母亲是张为璇的同学时，她平静地回答：“我还记得令堂，可惜为璇早已不在人世了。”这本是我心中预料的答案，但还不甘心，又问小迁妹妹下落。老太太一下子痛哭失声：“为璇把她也带走了！”

　　原来“清理阶级队伍”时，刘先生被圈禁审查，工资被扣，音讯全无。张阿姨生活来源顿时断绝，这意味着将失去最后的自尊。她不能过那种四下哀求“嗟来之食”的生活，毅然带着爱女走上不归路。待到刘先生解除审查，已经家破人亡。

　　与周瘦鹃先生一样，张阿姨属于那种极有教养、斯文安逸的苏州人，一辈子从未伤害过任何人，也经不起任何伤害。母女两代闺秀，像两件洁白细薄的精巧瓷器，任何震动都可能是致命的。我这位儿时玩伴，17岁的花季少女，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牵着母亲的手，像蝴蝶一样从这个疯狂的世界上悄悄飞走，消失得无影无踪。她比我晚一年来到这个世界，但生活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除了亲友的哀痛之外，甚至没有给社会留下任何记忆。

　　多年来一直想不明白，是什么样的母亲，能忍心让女儿殉葬？我不敢想象当晚母女相对投缳的细节。今天忽然醒悟：“质本洁来还洁去”，是女儿自愿选择追随母亲，保持做人的尊严。

进入母亲的生命之门范例篇2

　　各位母亲、各位朋友：今天是母亲节，省妇联在这里举行纪念活动，我谨代表省妇联向各位母亲致以节日问候，并向前来参加我们纪念活动的各位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据说母亲节起源于古希腊，这一天古希腊人向神话中的众神之母赫拉致敬。现代意义上的母亲节起源于美国，由安娜·加维斯等人发起，1913年由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将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天作为法定的母亲节，并流传到各地，目的在于唤起人们铭记母亲的恩情。1989年起，省妇联开始了组织母亲节纪念活动，至今15年了。今年我们以“关爱母亲、关注健康”为主题开展纪念活动，这是十分有意义的。

　　我们每个人都是沐浴着母亲的恩情长大的。她们十月怀胎，经历生产的剧痛，又把我们从呱呱坠地的婴儿抚育成人，其中多少艰难困苦，真是难以尽诉，古人说寸草春晖，母亲确实是最值得我们感谢最值得我们尊重的。对于社会来说，母亲担负着人类再生产的重任，而且用最博大无私的情怀哺育一代代人成长，使人类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壮大，从这个角度说，母亲也是最值得社会尊重的。

　　省的九届二次会议提出要把广东建成文化大省，当前各战线各部门都在为之努力。我认为，母亲也是建设文化大省的一支很重要的力量。在每个家庭中，母亲的人生观、价值观，母亲的文化素质往往直接影响着家庭生活方式的选择，影响着子女甚至其他家庭成员的成长和生活的方向，母亲文化在家庭文化中所起的是主导和核心的作用。家庭又是社会的细胞，是每个社会成员成长的摇篮，从这种意义上说，母亲对于社会文化的创造和影响是最基础、不可或缺的。著名的母亲教育研究专家王东华在他《发现母亲》一书中说到，“推动世界的手是推摇篮的手”，我以为这样评价母亲的重要作用并不为过。

　　最近全国上下都在同心协力抗击“非典”，大批的医务工作者们冲锋在前，恪尽职守，为人民的生命安全舍生忘死，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女性，就是母亲。原省中医院的护士长叶欣同志更在抗“非典”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以大医的精诚，把安全留给别人，把危险留给自己，用生命拯救病人的生命，用生命换取其他母亲的幸福。我们认为，叶欣同志这种无私无畏、勇于牺牲的精神和博爱的情怀，不仅体现了抗“非典”英雄、杰出白衣战士的高贵品质，也是一种母亲精神的升华，叶欣同志是我们广东好母亲的典范，她将激励着广大姐妹们和母亲们奋勇前行。

　　母亲是伟大的，有着不同寻常的价值，值得我们每个人和全社会尊重。也正因如此，母亲也应得到更多的关爱、尤其是她们的生存条件和健康。特困单亲母亲就是一个最需要关爱的群体之一。

　　据我省各级妇联调查统计，全省有22万多户单亲母亲家庭，其中有5万多户因为丈夫生前患病欠债、或者上有老下有少家庭负担过重，又或母亲自身体弱多病等等原因生活十分窘迫，无论子女入学、看病就医或是建房、生产都面临困难。为此，去年6月，省妇联发起了“为单亲特困母亲家庭筹集专项救助资金开展援助活动”，近一年来，全省各级妇联共同努力，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至今，全省已筹集援助资金1288万多元，其中省妇联本级筹款498万元。全省已援助困难家庭8000多户，其中省妇联援助1700多户。为一批特困母亲家庭解了燃眉之急，同时也弘扬了扶贫帮困、助人为乐的良好道德风尚，为有能力乐意助人的人构筑了奉献爱心的平台，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年多来，省妇联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聚焦宣传，牵动全社会关注单亲特困母亲献爱心。

　　活动初期，省妇联与《南方日报》合作，组织记者采访典型家庭，撰写专题文章《没有男人支撑的家》，以专版形式同一时间在《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强势推出，同时配发原省妇联林惠俗主席的精辟点评，引起社会各界人士及媒体的重点关注，使“单亲特困母亲”作为一个特殊困难群体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去年10月15日晚省妇联举办了《关爱满人间》专场电视晚会，推出了感人肺腑的单亲母亲典型，把援助活动推向高潮，得到了社会各界鼎力相助，热心人士的慷慨解囊。东莞市人民政府捐款50万元、家庭期刊集团捐款30万元、香港中国妇女会主席蔡马爱娟女士捐款30万元港币，他们都是积极参加援助单亲特困家庭的突出代表，在全省1288万元的援助款背后，还有许许多多的感人故事。

　　二、整合社会资源，形成援助合力

　　为了扩大援助的覆盖面，加大援助工作力度，省妇联专门发文要求各级妇联做好调查摸底，向当地政府写出专题报告，提出建议，争取各部门重视支持，推动了援助工作扎实开展。

　　一是在开展送温暖活动时，主动邀请当地党政领导同行，使领导在百忙中了解单亲特困母亲家庭的实际困难，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当场拍板为这些困难家庭解决头等难事，推动政府在扶贫工作中增加性别敏感。如春节前夕，省、市妇联领导到东源县慰问时，王志红副县长一道随行，当了解到43岁的下岗女工朱焕 娇丈夫去世后，上有老，下有小，生活艰难，品学兼优上重点高中的儿子面临辍学时，当即表示特事特办，县里每月补助300元用作学费、生活费，保证其完成学业。

　　二是在援助工作中，积极争取有关部门的支持，采取“几个一点”的办法，为单亲特困母亲家庭解决住房、生产等问题。如遂溪、清新县妇联，抓住省妇联已援助单亲特困母亲家庭一部分资金的机会，积极争取政府支持一点，有关部门支持一点，本人筹一点的办法，开展为单亲特困母亲家庭援建新居试点工作，推动援助工作项目化，在全省带了个好头。

　　三是在就医难的问题上，争取医疗卫生部门的支持。比如，今天在座的朱海文小朋友，原患肾病，在当地治疗了一年多，花去1万多元钱，也没把病治好，休学在家。云城区妇联了解情况后，及时向省妇联反映，省妇联马上向省人民医院求援，得到该院的全力支持。制定了谨慎、科学的治疗方案，由留美博士、肾病科主任石伟同志亲自主治，采用目前省内最先进的技术、最好的药，免费为小朱治疗，仅两个多月时间就使小朱康复出院，目前小朱的身体情况很好，准备下半年重返校园。

　　三、长短项目结合，全面开展援助

　　各级妇联在做好调查摸底的基础上，认真组织，按困难程度，分轻重缓急，分批、分类施以援助。

　　一是上下联动送温暖。从去年11月份开始，省、市妇联全面铺开了送温暖工作，今年春节前夕，省妇联五位主席分别到汕头、韶关、清远、河源、茂名等地，深入到单亲特困母亲家庭慰问，了解她们生产、生活和子女入学情况，送出了娘家人的温暖。同时，各级妇联还帮助单亲特困母亲家庭安排生活，计划开支。河源市妇联代省妇联为双目失眠的廖长妹送去1万元援助款时，针对她家实际情况，安排镇妇联主席帮助保管好这笔钱，以廖长妹的名字将钱存入银行，设立专门帐簿登记开支情况。大埔县妇联帮助陈甘英婆婆将省妇联援助的1万元的8000元存入银行，主要用于外孙女今后的教育经费，送上20xx元现金用作目前的生活开支。

　　二是实施项目援助，不搞一刀切。为了保证将社会各界的捐款用在刀刃上，今年在实施援助过程中，省妇联不断总结经验，提出了援助工作必须有形、有效、有重点、有项目跟进，跟踪服务的工作思路。因此，在今年母亲节期间，省妇联下拨给95个市（县、区）的162万元援助款已基本与具体项目挂钩，重点是帮助单亲特困母亲家庭子女完成学业和生产自救。对一部分有生产能力的母亲，各级妇联不辞辛劳，结合实际，帮助母亲们将援助款投入再生产。如连山县妇联帮助何福新母亲办起了小卖部，陆河县妇联帮助朱秀连家庭购买了牛、猪、鸡等牲畜饲养。帮助她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发展生产，摆脱贫困。。目前，在全省已获援助的单亲特困母亲家庭中30的家庭有了具体援助项目。我们希望在今后的援助工作中，逐步实现援助一片，脱贫一批，不断减少贫困面，达到共同奔康的目的。

　　下一步工作我们有几点设想：

　　（一）进一步将单亲特困母亲援助工作做实。一年的工作实践证明，这项工作是深得人心的，各级妇联要继续加强领导，倾注爱心，增强工作的责任感，把援助工作做细做实，做到情况明，计划细，建卡立册，跟综服务。要争取当地领导重视，横向部门支持，多渠道开展援助，将援助单亲特母亲家庭工作做成妇联工作的品牌项目，做出成效。

　　（二）继续扩大宣传，再掀援助热潮。各级妇联要加强与媒体的合作，加大宣传力度，使全社会更多地关注单亲特困母亲家庭。近期，省妇联专门印制了援助单亲特困母亲家庭的宣传册，内有援助项目、援助办法，方便社会各界为单亲特困母亲家庭献爱心。今天，省妇联利用母亲节对前段的援助工作进行回顾总结，就是想通过媒体，向社会汇报和展示一年来各级妇联开展援助工作的成果，进一步掀起援助热潮，使更多的特困母亲家庭受惠。近期省妇联、省妇儿工委办公室将发动有关单位，挂钩1-2个山区贫困县，开展对单亲特困母亲家庭的援助工作。

　　（三）突出“四援助”，推进援助工作项目化。从今年开始，省妇联要求各级妇联在开展援助单亲特困母亲家庭时，重点关注她们的突出困难，即子女完成学业难、就医难、住房难、生产自救难。具体援助办法是：对子女完成学业难的家庭，根据其子女的学业情况，每户援助1500元，解决孩子3年的学杂费。对就医难家庭，有治疗价值的，要求妇联积极与县级以上医院部门合作，开展救治，根据疾病情况，每户补助20xx元。今天，雅芳（中国）有限公司主动捐出价值30万元人民币的实物，通过义卖筹集善款，用于援助单亲特困母亲就医等公益活动，体现了企业关爱母亲、关注健康的善举。对住房难家庭（前段对全省82个县区1600多户单亲特困母亲家庭调查，有500多户家庭是住茅房、危房或无房），省妇联将拨出30万援助款，捐建一批母亲安居房，同时发动省直有关部门，社会各界积极认捐。据调查，安居房所需建筑费约2万元。对生产自救难的家庭，根据她们自身的生产能力和项目，每户援助20xx元启动金。实施这些项目后，各级妇联将做好跟综服务工作，专款专用。为全省早日实现富裕的小康作出我们的努力。

　　省妇联希望，今天前来参加座谈会的母亲以及全省单亲特困母亲要自强不息，把全省人民对你们的关爱化着战胜困难、发展生产的动力，勇敢地挑起家庭和生产两付重担，在各级政府、各级妇联和全社会的关怀帮助下，早日实现脱贫奔康。孩子们要积极向上，勤奋努力，刻苦学习，锻炼身体，早日成长为家庭、国家的栋梁。同时也希望媒体全力支持这项活动，跟踪报道援助工作中的典型事例，营造全社会关爱母亲，奉献爱心的氛围。

进入母亲的生命之门范例篇3

　　[关键词]哈尼族 诞生仪式 人生幸福 劳动价值 血缘伦理

　　[中国分类号]B82-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4-0136-07

　　一、人生仪式与诞生仪式

　　仪式是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词。从仪式的性质角度看，仪式包括过渡仪式、历法仪式、交换和共享仪式、磨难仪式、宴会仪式、禁食仪式与节日仪式和政治仪式等。在人类学研究中，过渡仪式又称之为“人生仪式”、“人生礼仪”或“人生仪礼”。人生仪式指的是人在其一生中几个重要环节上如诞生、成年、婚礼和葬礼所经历的仪式过程，诞生仪式、成年仪式、婚礼仪式和葬礼仪式成为人生仪式的主要表现形态。

　　每个人所经历的人生仪式不仅是其年龄增长和生理变化的阶段性标志，更重要的是在其生命过程的不同阶段上家庭、宗族（家族）以及社会等组织形式对其地位的规定和角色的认可。在人生旅程中各种仪式伴随着人的成长的各个阶段，人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过渡都需要借助于特定的仪式来显现其在人生不同阶段所应占有的社会地位和所应担当的社会角色。每一次的人生仪式过程即是一定社会的文化和道德规范对个体进行理想人格塑造的过程，是个体成长中不断适应共同体文化和规范的过程。因此，人生仪式是个体生命社会化必经的程序和阶段性的标志，它以文化展演的方式与社会价值、、生计经验等联系起来，集中体现了在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下共同体以及个人所认同的人生价值观。

　　人生仪式体现着一个族群或共同体的价值观念、以及道德规范，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整合、团结和激励的功能。人生仪式是“构建与维护建立人类社区的社会纽带（social bonds）”。从族群或共同体伦理的角度看，人生仪式能够凸显族群或共同体的价值规范，为家族、族群或共同体成员提供相互的感情慰藉，从而强化群体内部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为群体注入勇气和毅力，统一群体成员的步调，促进家族、族群或共同体的团结。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看，人生仪式的主要参与者大多是具有血亲伦理关系的人，这就使得人生仪式弥漫着浓重的伦理意味，长幼尊卑的伦理秩序、家庭（家族）的团结友爱等道德内容得以充分展现，从而形成一个具有情境化特征的道德教化“场域”，族群或共同体以及家庭（家族）的伦理价值观通过人生仪式而渗透于仪式参与者的心灵世界，能够有效地实现道德教化的功能。因此，参与仪式的过程即是仪式参与者确认个体道德权利、明确道德义务和道德责任的过程。

　　诞生仪式是人生仪式的起点，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之一的哈尼族历来重视生命的延续，婴儿的诞生是哈尼族生活中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婴儿诞生不仅是新生命从无到有的关键性转折点，而且还意味着一个家庭人口的增加，意味着村落和民族力量的壮大。因此，婴儿一出生就需要举行一系列诞生仪式以得到神灵的庇护，得到祖先和家庭、邻里和社会的承认。在哈尼族的诞生仪式中蕴含着诸多的伦理文化内容。

　　二、哈尼族诞生仪式的展演过程

　　哈尼族的诞生仪式主要包括：降生仪式、保魂和处理衣胞仪式、命名仪式、见天仪式、认舅舅仪式、贺生仪式。

　　（一）降生仪式

　　在传统上哈尼族产妇都是在家里生产，通常由村里手脚麻利的女性长者接生。临产前，婆婆要在产妇的头顶上轻轻按一下，祝愿儿媳生产顺利。在生产过程中，如果遇到难产，就要取产妇丈夫的一条长裤，让产妇枕于头下。哈尼老人们常说，新生儿降生的时候，脸面朝上、响亮啼哭三声是最吉利的。云南省绿春县大兴镇一带的哈尼人认为，婴儿出生时最先哭出来的三声有着特殊的含义；第一声是向天神奥玛报告，第二声是向自己的父母报告，第三声是向寨子里的左邻右舍报告。云南省红河县乐育乡和洛恩乡的哈尼人认为，婴儿啼哭的第一声是向天地宣告婴儿已经降临人世，第二声意味着婴儿一生中要拥有数以万计的粮畜，第三声表达了婴儿要健康长寿的心愿。

　　（二）保魂和处理衣胞仪式

　　新生儿出生后通常由奶奶或邻居女性长者用温热的井水为新生儿清洗全身，包裹好以后抱给爷爷奶奶看，老人抱过婴儿便口念祝福的吉辞，然后用手指将锅底黑灰在婴儿的脑门上轻轻一点，并给婴儿取下乳名。若爷爷奶奶已经去世，则这个仪式可以由婴儿的父母或者接生者完成。之后，产妇才可以给孩子哺乳。

　　新生儿有了乳名后，家里要用一只鸡（男婴用公鸡、女婴用母鸡）献祭祖先，向祖先报告家中新添了人口以及具体诞生的时间、性别、名字，请祖先神灵一如既往地保佑子孙平安、幸福。然后再由婴儿的母亲或爷爷奶奶一边念着婴儿的名字和祝福的话语，一边在新生儿的手腕上拴上保命魂的黑色棉线。如果是“撞名”的婴儿，则请撞人的取名人为其拴线。拴线人边拴线边唤其乳名，并送上祝福的话语。

　　在哈尼人看来，新生儿的魂魄还不稳定，阳气不够，比较微弱，容易招来阴邪。因此，人们往往把婴儿的夭折归咎于婴儿的灵魂逃回到“阴界”去了。为此，除了给新生的婴儿叫魂保命之外，还要认真仔细地处理婴儿的衣胞。哈尼族处理衣胞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将衣胞埋在自家门柱两旁的泥土地里，男孩的衣胞埋在门柱左侧，女孩的则埋在门柱右侧；二是将衣胞焚烧后装入一节竹筒中，掘坑埋入自家堂屋中；三是在火塘边掘开一个小洞直接将衣胞埋入。虽然衣胞处理的方式不同，但是所表达的目的都是一样的：把婴儿的灵魂长久地留在人间，让婴儿长命百岁。

　　婴儿出生后，婴儿的父亲要抱着一只鸡到婴儿的外婆家报喜。哈尼族习俗规定，生男孩就抱一只公鸡，生女孩则抱一只母鸡。因此，外婆家不用问就可以知道嫁出去的女儿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抱去的鸡并不杀吃，而是留着再找一只鸡来与之配成对，然后让婴儿的父亲带回家去。这是外婆家送上美好祝福的物化表达，祝福婴儿长大以后能找到自己的如意伴侣，如同这对鸡一样成双成对。

　　（三）命名仪式

　　哈尼族给婴儿命名遵循父子连名制的命名原则，主要有四种方式。

　　1.由婴儿的父亲或长辈命名。在绿春县窝拖布玛寨子，通常是在婴儿出生的第三天，杀鸡祭祖，宴请宾客，请来村寨里德高望重且知识渊博的人给孩子命名，一般情况下可以是“贝玛”，可以是舅舅，也可以是自己信赖的知心朋友。但是无论谁来取名，牺牲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是女婴，牺牲为一只母鸡，男婴的话，则牺牲是一只公鸡。

　　2.用模拟劳动的仪式取名。这是红河县一带哈尼人给孩子取名的主要方式。通常是在婴儿出生三至九天内，选择吉祥好日子，邀请隔壁邻居、亲戚朋友来参加，尤其欢迎十岁以下的孩子光临。取名的当天，主人家要杀鸡、蒸糯米饭。在给孩子取名之前，必须请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在主人家的门前模拟某种劳动，根据婴儿的性别决定劳动的内容。如果婴儿是男孩，就请一个男孩来，让他扛着锄头，背着一筒糯米饭，带上挖田时穿的劳动服，从屋里走出来到天井里，用木炭或其他东西在地上画一个长方形的框框表示水田。然后换上劳动服，走进“田”里，做模拟挖水田的劳动。一会儿他就坐在“田”边休息，拿出带去的糯米饭吃。尔后又继续下“田”劳动。水“田”挖完之后，换好衣服，扛着锄头走回屋里。如果取名的是女婴，就要请一个女孩来，让她拿着撮鱼用的笆箩，背着装鱼用的竹筒，走到天井里，在地面圈一块“田”，然后模拟做拿鱼的劳动；或者请小姑娘披上蓑衣带上背绳，到天井里做模拟打柴的劳动。模拟仪式结束后，把煮熟的鸡肉等拿出来献祭祖先，就可以由婴儿的父亲或者自家的长辈给孩子取名字了。给孩子取的名字不能与家里的人名字相同，更不能与自家长辈和历代祖先同名。取名时，先把婴儿从屋里抱出来，交给要为孩子取名的长辈抱着。长辈首先拿点鸡蛋黄给婴儿舔舔，再用鸡蛋黄给婴儿搓手心和脚底板。哈尼老人们说，经鸡蛋黄搓过的手脚，将来长大干活计不易开裂。婴儿的父亲或自家的长辈经过慎重考虑后，给孩子起一个满意的名字。这时，主人家抬出热腾腾的糯米饭，用手捏成团，分发给前来参加贺喜的孩子们。这些孩子抬着糯米饭团，边吃边叫着新生婴儿的名字。

　　3.撞名字：在家里等名字。哈尼族给孩子取名有“撞名”的习俗。所谓“撞名”，就是婴儿出生后，请第一个撞进家里的成年人给婴儿取个名字。客人进家后，主人要先和客人说明情况，留客人吃一顿饭。来人认为这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一般都很乐意接受这一邀请，说一些祝福新生儿的话，然后思考给孩子取一个怎样的名字，想好后就告诉新生儿的父母。新生儿的父母得到名字后，就乐滋滋地去准备鸡和酒菜，先将饭菜敬献到祖先的神台上，新生儿的父母抱着孩子向祖先跪下，报上婴儿的生辰八字、姓名，祈求祖先保佑。客人一边叫着婴儿的名字，一边在婴儿的手腕上拴上一道黑线或白线（左右手都可以）。一边拴线一边告诉婴儿，“孩子，你就叫某某，要好好听长辈的话，安安心心地生长在这个家里，这里的火塘最温暖，这里的饭菜最可口，这里的人最爱你。你乖乖地吃、乖乖地睡，长得又白又胖。将来长大会绣花、会养儿。将来长大会犁田地会生子。你的到来给我们大家带来无比的欢乐。我们今天儿女成群，子孙满堂，将来你的子孙也会站满一屋子……”表示对新生命的欢迎和尊重。婴儿的父母要替婴儿感谢客人，客人还要往婴儿的襁褓里放上一点值钱的东西，通常是钱、银饰，多少不等。有些父母则请要好的朋友故意“撞名”，取了名字之后便给婴儿送银饰，这件银饰一般终身佩戴，临终时才取下转给自己的儿女。

　　4.撞干亲：给孩子撞干爹干妈。还有一种取名的方式是抬着饭桌去半路撞干亲，给孩子撞干爹干妈。假如婴儿在家中取名之后尚哭闹不安，父母或家中女性长辈就要为其撞干亲。通常选择一吉日，婴儿的父母亲或一位女性长辈在天亮前准备好一桌饭菜，有鸡、糯米饭、一杯酒，还要在桌子上摆一副碗筷到路边静静等候第一个路过的成人（不论男女、不论身份、不论民族），请求与其结为干亲，即成为婴儿的干爹或干妈。还要请他（她）回家吃一顿饭，并请其为婴儿取名、拴线和祝福。婴儿认了干爹干妈之后，两家就是亲戚了，逢年过节都要来往。

　　（四）见天地仪式

　　见天地仪式因婴儿的性别不同而在时间和方式上有所不同。

　　1.女婴的见天地仪式。按照哈尼族的风俗，女孩出生的第三天就抱出自家的门外，带上一些小女孩长大后劳动所需的东西，祈求一生吉利、能干。哈尼族古歌唱道：“姑娘满了三天阿妈要抱出门，抱着长翅膀的鸡鸭出门，拿着好看的针线出门，右手拿着蚕茧般的棉团出门，左手拿着锣心样外凸的好看纱锭出门。苍天是众人的篾帽，所到之处都盖着；大地是众人的脚踏处，走到哪里都平安。”鸡鸭是献祭天地的牺牲，针线、棉团、纱锭象征着纺织的过程和技艺。哈尼族先民有着悠久的棉纺历史，哈尼人生活在“诺玛阿美”时白棉就已经成为与外族交易的主要物质了。在哈尼族的传统文化观念中一个出色的哈尼姑娘是纺线织布的能手。

　　2.男婴见天地仪式。按照哈尼族的风俗，男孩来到这世界上满九天就要抱着出门，带上男孩长大后生活劳动所需的东西，祈求一生吉利、精明能干。哈尼古歌里唱道：“儿子满了九天要抱出门，抱着长翅的鸡鸭就出门，腰后要插戥子出门，肩后挂着秤杆出门，肩上扛着弓弩出门，腋下挎着箭筒出门，箭翅挟着尖刀草叶出门，弩扳机和箭槽安上老牛角出门，拿着坚韧的罗簿树干做的弩身出门，拿着倮恒红藤做的弓弦出门，拿着好看黄竹片做的弓板出门，拿着涂上黑毒蛇液的箭苗出门。”鸡鸭是祭献天地的牺牲，戥子、秤杆、弓弩、箭筒等具有男性特征的工具性饰物象征着经商、狩猎的行为和能力。哈尼族一直保持着“撵山”的传统，在哈尼族的传统观念里一个优秀的哈尼男子应当是善于经商和狩猎的。

　　（五）认舅舅仪式

　　哈尼族以舅舅为最大，认为“舅舅不大，外甥不长”，“天上算太阳最高，地上数舅舅最大”。认舅舅是每个新生儿必须履行的礼俗。

　　认舅舅的那天，一早起来母亲就把婴儿的脸洗干净，穿戴一新，在孩子的脑门上点一指锅烟子，帽子上拴一个大蒜、一枝红泡刺儿以避邪。如果舅舅家不在本村，母亲还必须在孩子的脚踝、手腕处戴上野姜皮，在孩子的额头上抹上黑烟。在哈尼人看来，在村寨之外是没有寨神、神灵庇佑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佑新生儿离开哈尼村寨后灵魂不会受到邪魔的侵害。然后，母亲背着婴儿，肩上挎着装有炒黄豆、熟鸡蛋和糯米饭的布包，手持一把伞、一把锯镰，前往舅舅家。路上遇见迎面而来的人，不分民族和男女，母亲都要满面笑容地抓一把香喷喷的炒黄豆递上来。遇到这样的情形，人们都不拒绝，接过炒黄豆，说几句祝福的话语。经过小溪或小河时，要找一块扁平圆滑的小石头先扔过去，看清石头落下的地方，到了对岸，把原先扔过去的那个小石头找到后，存放在一个稳妥的地方，然后坐下来休息，吃糯米饭和鸡蛋，并将鸡蛋壳放在桥头边上。此时若有过往路人，也一定要邀请他一同享受。

　　到了舅舅家，按照哈尼族的传统习俗，舅舅要特意给外甥送一只麻母鸡和一个小巧精致的扑水罐作为特殊的纪念礼品。在舅舅家三五天后返回，到了来时休息过的地方，找出原先放置的那块小石头又扔回去，然后再过溪河。

　　在哈尼人看来，孩子是由母亲所生，而母亲来自舅舅家，没有舅舅家的血缘就没有亲生的母亲，没有母亲就没有孩子。通过认舅舅的仪式来确认和铭记生身母亲的血缘祖根。

　　（六）贺生仪式

　　哈尼族传统观念认为，在娘家生产和坐月子会夺走娘家的福分，因此，孕妇忌在娘家生产和坐月子。孕妇在婆家生产之后便要安心休养，不参加重体力劳动，不着冷水，夫妻不同房。婴儿满月前，产妇娘家母亲一辈的女性要选择一吉日集体前往贺生。在此之前，娘家人不可以单独前往探视。日子的选择主要根据新生儿的生辰八字而定。

　　前去贺生的人是产妇母亲或者父亲的同辈姐妹，包括母亲的姐妹、嫂子、弟媳妇，父亲的姐妹、堂姐妹、嫂子、堂嫂、堂弟媳等。贺生是哈尼族的古规，婴儿的外婆一般要换上传统长衫，裹好包头，戴上耳环、戒指等银饰品，以示郑重。其他随行的妇女，除了与产妇关系比较亲近的女性要穿黑蕊长衫外，一般只用穿民族服装就可以了。哈尼族古规规定，在前往贺生的人群中还必须至少有一名幼童参加，象征着家族人丁兴旺、香火不断。每个前往探视的人须带一只活母鸡和至少一件婴儿服饰用品。婴儿的外婆则需要准备一套婴儿贴身穿的衣服以及多块包布。探视人群将带来的母鸡交给产妇夫家，休息片刻之后，去尽身上的热气方可进入产妇的房间。产妇娘家的“势力”从贺生人群所送母鸡的数量上可以体现出来。贺生带来的母鸡都要由婴儿的外婆用井水浇于鸡尾、鸡翅、鸡头，表示除邪，然后交给产妇夫家宰杀。

　　前来贺生的妇女们进入产妇的居室，轮流抱抱婴儿，分别说一些祝福赞美的话。初为人母的产妇和娘家人一起交流养育婴儿的心得体会。外婆拿m准备好的婴儿包布和新衣裳，并且取来针线象征性地在包布和新衣裳上缝几针，以表示将外婆的心意附着在衣物上了，从而保佑孩子。

　　产妇娘家亲戚探视寒暄的时候，其夫家已经备下丰盛的晚餐。外婆以及主要的亲戚被邀请坐到堂屋里和新生儿的奶奶等父系主要女性亲戚坐在一桌，由年龄最长的女性念诵祝词并率先动筷。双方女性长辈互相寒暄，交流对新生儿的评价和赞美。席问，婴儿母亲把孩子抱出来交给外婆，由外婆一边念诵祝福之辞一边当众给孩子换上自己带来的一身衣裳和包布，最后用襁褓仔细包裹好，再交还给孩子的母亲抱回。晚餐结束后，贺生的妇女告辞。主人家给每人备了一只鸡腿、糯米粑粑、鸡蛋带回去。自此，婴儿便算是兼得父系和母系双方族人和神灵的共同护佑。

　　贺生仪式结束后，母亲娘家人便可以随意前来探视。满月后，外婆还要再次前来看望外孙，并将绣饰精美的背衫送给孩子的母亲，专门用于将新生儿背负在身后。一般来说，婴儿出生两三个月后，母亲就可以用背衫把孩子背在背上，以方便自己在照顾婴儿的同时可以腾空双手做事情。

　　三、哈尼族诞生仪式的伦理内涵

　　哈尼人通过诞生仪式表达了他们对生命的祝福和期待，展现了哈尼族把人生过程与幸福长寿、劳动价值、血缘根基、家庭（家族）关系联结起来的民族伦理文化，进而表达了哈尼族对自身理想人格的追求。

　　“人格”一词源于拉丁文persona，最初的意思为面具，在后来的历史文化发展中，人格的词义不断引申，在不同学科形成了多维的文化内涵：如在心理学中，人格被视为“性格、气质、能力等心理特征的总和”；在法学中，人格被看作是“权利、义务主体”；在社会学中，人格被定义为“特定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的统一结构”等。理想人格是人格的完美形式，是一定社会的道德要求和道德理想的最高体现。一个民族的理想人格与这个民族的伦理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理想人格的发展过程即是个体基于一定的社会伦理关系培育道德品质的过程，贯穿于一个人的生命始终。

　　虽然哈尼族没有关于理想人格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表述，但是在哈尼族的神话传说中已经注入了哈尼人对于理想人格的追求。将自身视为神之子民的观念是众多民族共有的文化特点，哈尼族的独特之处在于，将神与人的联系具体化为神人之间血缘上的派生渊源关系，这从他们世代延续的始于天神的连名谱系传统中可见一斑。哈尼人自认为是天神的血缘嫡裔，天神赋予人以物质躯体和精神，因此人与神相同，人性中赋有神性，体察神意便能够把握人性的真谛，而顺应真正的人性也就是遵从了神的旨意。哈尼族的理想人格就形成于实现人性与神意圆融相通这一最高道德的过程中。人性与神意圆融相通伴随人的生命始终，因此新生儿诞生之日即是培育理想人格之时。在哈尼族新生儿诞生仪式的展演中，内含着哈尼人塑造民族理想人格的期待。

　　（一）诞生仪式与幸福长寿

　　哈尼人通过婴儿的诞生仪式将追求幸福与生命价值、家族发达联系在一起，表达了他们对健康、长寿、多子的期待，对人生幸福的理解。

　　《尚书·洪范》第九畴说：“五福：一曰寿，二曰福，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长寿、富足、健康平安、爱好美德、寿终正寝这五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了幸福的要素。“五福”之说把长寿排在第一位，其核心内容也是寿，可见长寿是中国人极端关心的永恒主题，显示了中国人对生命价值的重视。事实上，人生的幸福都必须建筑在生命的基础上，没有了生命，幸福便无从谈起。对于哈尼人来说，婴儿的诞生仪式表达着他们对新生命的祝福和期待，并将延续和繁衍哈尼族伦理文化的希望寄托在代表未来的婴儿身上。在哈尼人看来，伴随着新生命的诞生生命个体就具有了12个魂，但是这些魂随时都有可能离开生命个体，而魂一旦离开躯体，人就会生病甚至死亡。所以哈尼族十分重视新生命诞生后对其灵魂的安抚和保护，不仅要虔诚地祈求祖先的保佑，而且还要用“抹黑灰”的方式作为新生儿来到人间的标记，为新生儿拴上护魂的黑色棉线，慎重地处理新生儿衣胞，以保证12个灵魂都完整地附着在新生儿的身体上，保证新生儿健康成长、长命百岁。

　　哈尼族社会是一个以父系血亲家族为本位的社会，哈尼人将个人的一切都与家庭、家族联系起来。哈尼族十分强调婚姻的传宗接代、香火永继，只有不断地延续家族“香火”，家族才能后继有人，整个民族才能不断地繁衍生息下去，因之，人丁兴旺便成为了哈尼人个人幸福的体现。哈尼族在新生命诞生的时候，父亲抱着一只鸡去外婆家报喜、外婆家抱一只与之相配对的鸡让新生儿的父亲带回家这一诞生仪式的环节，生动地展现了哈尼族对新生儿追求美好姻缘的期待、对新生儿承载“继香火”的期待。

　　（二）诞生仪式与劳动价值

　　哈尼族认为神赋予人生价值于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统一，生活在此岸世界的人在履行对家庭、家族、村落、祖先和神灵的义务中获得价值，彼岸的祖先灵魂则在守护此岸子孙的幸福中达到永恒。这两个世界彼此观照、相互依存的环节共同构成了人生意义的全部，具有理想人格的人能遵从神意，完成这些人生义务。死亡是没有归者的旅途，祖先在彼岸世界对义务的履行虽然无法直接展现，但是哈尼子孙对此深信不疑，于是在生的此岸世界，他们努力践行自己的本分。哈尼人将家庭、家族的目标视为个体的目标，将村落的理想作为个体的理想，将人的价值融入到每天的饮食起居之中。哈尼族在诞生仪式中十分强调劳动的价值，取名仪式在模拟劳动的过程中进行，见天地仪式让新生儿带上长大成人后劳作所需的工具，祈求新生儿一生平安、能干。可见，在人生的起始哈尼人就对劳动的价值予以了特别的强调，在他们的观念中，从事劳动是人生的义务，人活着就要吃苦耐劳、操持家务和含辛茹苦地生儿育女，以实现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在劳动中使个人的生命获得意义。哈尼人的劳动伦理观由此而得以展现。

　　（三）诞生仪式与血缘根基

　　诞生仪式中去外婆家报喜的仪式、认舅舅的仪式、贺生仪式是哈尼族尊敬母亲和重视舅权血缘伦理的集中体现。舅权通常被认为与家庭、家族的祖先、神灵有着直接的联系，尊重舅权就是尊重祖先、尊重神灵。舅家对外甥的认定是舅家对自家血脉的认定和期待，是舅家权利的展示。通过这些仪式婴儿便得到了母系一方族人和神灵的护佑。以仪式来确认和铭记生身母亲的血缘祖根成为哈尼族伦理文化中的一种传统方式。从哈尼族婴儿诞生仪式的实践来看，每一个仪式参与者按照各自的责任参与到婴儿的诞生仪式之中，仪式将血缘关系、姻亲关系、血缘之外的拟构关系等都联系在一起，使这些关系在诞生仪式中得到重新确认并加强，展现了一个庞大的社会伦理关系网络，为哈尼族社会的有序运行奠定了血缘伦理的根基。与西方社会的契约伦理不同，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姻亲关系、血缘之外的拟构关系基础之上的，从而形成了有异于西方文化的社会伦理秩序。这样的血缘伦理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特色，也是中国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伦理基础。哈尼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分子，承接并延续了血缘伦理的文化传统。在现代社会，虽然契约伦理被视为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伦理形式，但是对于包括哈尼人在内的中国人而言，血缘伦理依然有着很强的生命力。

　　（四）诞生仪式与家族伦理

进入母亲的生命之门范例篇4

　　他的童年非常不幸。他的童年记忆中掩藏着一个深水塘。

　　四岁的时候，他的父亲蒙冤入狱，几个月之后就凄惨地离开了人世。母亲为了营救狱中的父亲，四处奔走，吃尽了人间之苦，以致无暇顾及孩子。由于无人照料，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接连患了重病，不久相继死去。

　　他的生命天空阴霾密布。死神在向他召唤，他气若游丝，感觉自己也将要追随父亲而去。许是老天觉得自己过于残酷，生了悲悯之心，于是一缕轻柔的阳光透过云隙，照耀到了他的身上，他又侥幸地活了下来。

　　他与死神擦肩而过，处于绝望边缘的母亲变得欣喜若狂。母亲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变卖了嫁妆把他送进学校，以近乎残酷的方式督促他学习，希望他将来能出人头地，为屈死的父亲洗冤雪恨。

　　然而，他却不爱学习。他经常偷偷地溜出教室，追随着鸟儿来到野外，赏田间的野花，看天上的流云，捉河里的游鱼。他没有想到，有一天学校的老师竟然找到了他家，把他逃学的情况告诉了他的母亲，还严厉地责备了母亲管教不严。母亲无言，只在一旁默默地流泪。

　　他回家以后，母亲问他，今天的功课学得怎么样，他依旧像往常一样撒了几句谎话。母亲仍旧无言。晚上，待他睡熟后，母亲跪在丈夫的灵牌前痛哭了很久，顿觉万念俱灰，一个可怕的念头闪过脑海：既然活着毫无意义，不如一家人都到地下相会去吧。

　　母亲找出一根结实的麻绳，将酣睡中的儿子捆绑了起来。这时，他忽地从睡梦中惊醒，看到了披头散发、面目狰狞的母亲，顿时吓呆了，可是他却动弹不了，他立刻知道了母亲的疯狂念头，他痛哭流涕地哀求母亲饶了他这一回，但是母亲已绝望至极，面对他的哭喊无动于衷。

　　他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阴云密布的夜晚，母亲将五花大绑的儿子死命地拖向家门前的深水塘。那个深水塘很深很深，曾经淹死过不少人，他感觉寒刀一般的恐惧霎时从脚底升腾而起，充满了他的整个心胸。他觉得自己正在坠入死亡的深渊。他拼命地喊救命。

　　直到周边的邻居们奔出来，把母亲推倒在地，才救出了他。

　　他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从那以后，深水塘成了他心底无比疼痛的深渊，母亲那绝望的面孔，成了一朵盛开在深渊里的花。

　　他再也不敢逃学了。不久，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上海大同大学附中。继而，母亲变卖了所有的家产送他去法国留学。他在学习上更加勤奋用功，不曾有丝毫的懈怠。他以极大的热忱进入了多种艺术领域，他对法国著名的作家作品进行了持久而深入的研究。每当有懈怠的念头时，他就会想起那令他疼痛的深水塘，想起那个被五花大绑的少年，想起母亲那绝望而又爱怜的目光。正因为有过这样的经历，他才真正地触摸到了罗曼・罗兰的艺术灵魂，他才对莫扎特与贝多芬有了更深的理解，他才更加深切地体验到了一个伟大心灵的悲痛与抗争。

　　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文学翻译事业。他翻译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激励着他们追求艺术，追求理想；他翻译的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奠定了巴尔扎克在中国人心中的写实之王的地位。他将巴尔扎克、伏尔泰、梅里美的名作以完美的形式展示给了中国读者，他的译作受到了文学界的广泛赞誉，成为了不朽的经典。

进入母亲的生命之门范例篇5

　　妈妈捐肝给女儿

　　有这样一个不幸的女孩，今年18岁，患的是肝豆状核变性病。这种病是先天性的，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出现肝硬化、肝脏功能丧失而死亡，以往得了这种病，很少有人活过30岁。

　　大约从13岁开始，这孩子几乎是医院的常客，频繁的上消化道出血，每次几乎都要了命，本不富裕的家庭，所有的收入都用来给女儿治病了。妈妈为了女儿的生命，曾八次献血，但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能救命的最终是肝脏移植。为挽救孩子的生命，母亲决定将自己的一部分肝脏移植给女儿。

　　经移植研究所所长沈中阳教授会诊，母亲与女儿血型及配型基本相同，符合做活体移植的条件。不巧的是，母亲的肝脏静脉系统有解剖变异，手术中会有危险和困难。但母亲说，只要能救女儿，即使我的身体有所损坏也要做。母亲毫不犹豫的举动和坚决的态度，让以沈中阳教授为主的全体医护人员非常感动，决定排除困难，完成母亲的心愿。

　　2006年7月19日这天，对这个家庭来说，既有期待和希望，也有恐惧和担忧。早晨8点钟，在移植外科的走廊上，医生和护士簇拥着准备进手术室的母亲，护士们都在和她握手，送她到了电梯门口。我和她丈夫护送着这位母亲到了手术室，就在那一瞬间，我的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我握着她的手说，“你让我们所有的母亲感动，你是一个伟大的母亲，你会安全回来的，你的女儿在期盼着你，我们所有的人在等待着你”。

　　12：20整，接女儿的手术车已等待在了移植外科的病房门口，虽然女儿的那张脸，因为肝病显得有些晦暗，但掩饰不住的笑容一直挂在了嘴角，我问她：“害怕吗？”她说：“不怕，妈妈将自己的肝脏给了我一部分，我以后就不会总出血、总住院了。”

　　母女两人疑难复杂的手术均由我国著名的器官移植专家沈中阳教授主刀，臧运金主任、陈新国副主任和徐光勋、李威、邹卫龙三位医师配合。手术经历了近13个小时，分别在晚上20：40分和凌晨2：30分，母女俩顺利出了手术室，转入了移植监护室进行术后恢复。

　　此时，沈中阳教授拖着疲惫的身躯、肿胀的双脚走出了手术室，虽然劳累，但他眼睛里的光芒和嘴角的笑容，让我们感到他的内心是欣慰的、自豪的。整整10多个小时，他一直站在手术台为这对母女的再生，聚精会神、一丝不苟地切肝、植肝，成全着这伟大的母爱。

　　手术顺利成功了，但孩子的家境让沈中阳教授感到不安，在他的倡议下，移植研究所全体医护人员自愿捐款，共筹集资金一万三千元。捐款当天，有下夜班的护士听说要给孩子捐款，匆匆赶到科室，生怕自己交不上，有在外地手术的医生，听说捐款，纷纷打电话让别的同志先帮忙垫上。伟大的母爱感染着医护人员，为了这个家庭的幸福，大家愿意献上自己的一份力量。

　　时间在一天天地过去，母女俩即将要痊愈出院了，看着她们脸上绽放的笑容，我真想说一句，“天遂人愿，是神奇的母爱拯救了女儿。”我们衷心地祝福这对母女，历经磨难，洪福再现。

　　母亲的肾救了儿子的命

　　在2006年9月的一天，在移植科病房的走廊里，有一名中年男子，手拿病例，表情焦急，不知所措地在寻找着什么。原来这是一名16岁患儿的父亲，因孩子患慢性肾功能衰竭，几经周折，看遍了数家医院，花费数万元，仍无好转。听说武警总医院移植研究所能做亲体肾移植，千里迢迢从东北赶来，肾脏移植专家刘航主任、王建立大夫热情地接待了患儿的父母，当即将患儿收治住院。

　　患儿的病情已到了尿毒症期，肾脏已失去功能，只有“换肾”才能存活。因家境困难，难以承担数额较大的移植费用，加之肾脏配型需要等待时间，身体瘦弱的母亲不愿看到孩子一天天忍受病痛的折磨，毅然决然地要为孩子捐献出一个肾脏。经过检查，发现母亲患有胃溃疡，由于长期省吃俭用，还有轻微的贫血。医生们犹豫了，母亲找到刘航主任，恳切地说：我的身体没问题，能挺得住，即使是有什么危险，为了儿子也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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