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新闻论文

时政新闻论文篇1

　　新闻学是新闻事业产生以后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新闻事业与社会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政治、经济、文化等重要社会领域存在着作用和反作用的互动关系。有学者将新闻事业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这种结构功能关系的总和称之为“媒介的生态环境”。1学者们往往会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上述关系，进而将目光聚焦在某一关系层面上，并以此建立自己的理论观点甚至思想体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研究视域。 科学工作者在从事科学研究时，都有一系列“给定”的理论前提，这些理论前提常常被包含在培养职业科学家的教育机构和教科书中，它们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真理，影响并制约着科学研究。托马斯库恩（TSKuhn，1970）用“范式”（paradigm）来描述这种支配特定时代、特定科学家群体科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和理论假设。库恩认为，科学发展的标志并不在于各种科学知识的日积月累，而在于科学范式的发展变化。当一个时代的科学家们根据既定的范式努力工作时，往往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与既定范式不符甚至矛盾的情况和问题，随着矛盾的增加，原先那个破绽百出的范式将被放弃，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充满希望而不是被显然无法克服的矛盾所困扰的新的范式。这就是库恩所说的“科学革命”。2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才是科学进步的真正标志。 研究视域显然不同于科学范式，也不具备科学范式那样的革命力量。但它却影响着新闻学研究的发展方向，限制着新闻学研究的内容，规定着新闻理论的话语体系，甚至成为某些理论观点争论不休、某些工作原则和方法对立冲突的重要原因。例如，怎样看待新闻媒介与政府或执政党的关系？新闻单位究竟应该是事业性质还是企业性质？媒介自身的形式与媒介传播的内容何者更为重要？难道仅仅是内容决定形式吗？发行量和收听收视率能不能作为判断媒介优劣的标准？满足公民的“知情权”、行使记者的采访报道权、保护消息来源等要不要有个“边界”？如果要这些“边界”该怎样划？为什么这样划？凡此种种问题，不同视域的理论和学者往往会有不同的回答，由于不同的视域有各自不同的逻辑起点和归宿，一些看似对立的观点、原则和方法又各有其“合理性”；同一视域的学者，由于所遵循的理论前提不同，对上述问题也会做出不同的回答，而这些回答的“合理性”则体现在与所遵循的理论前提的逻辑关系上。 纵观百余年中外新闻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大致梳理出四种不同的研究视域：政治视域；经济视域；文化视域；专业视域。在新闻学术史上，尽管四种研究视域并没有一条十分清晰的线形发展脉络，但其间仍能发现一些共性的东西。首先，政治视域在各国新闻学研究中始终或明或暗地占据着重要位置，甚至影响和左右着其他视域的研究。其次，专业视域是新闻传播由一种职业（occupation）发展成一门专业（profession）的产物，由于新闻传播的职业化进程不同，这种研究视域在各国出现的先后次序也不同，但就各国自身看，较之其他三种研究视域，它都是一种相对晚近的研究视域。第三，特定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往往有某种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视域，从而形成该国这一时期的主流理论话语体系；而其他边缘化视域一方面对上述主导视域起到辅助和补充作用，另一方面又对主流理论话语体系进行挑战，从而形成某种理论张力，推动新闻学研究的发展。第四，无论中外，新闻学的研究视域基本上沿着“政治-经济-文化-专业”这样一条大的主线发展，并且逐步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对立趋于融合和统一。 一、政治视域： 中国古代基本上把政治理解为治国安民的事务或者活动，孙中山先生说：“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西方“政治”一词源自希腊语Polis，即城邦或城市国家的意思。列宁说：“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3现代政治的基本内容是围绕着马克思所说的“政治国家”，即政治体系展开的。以国家形式出现的政治体系是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的焦点。 新闻学研究的政治视域首先与这个“焦点”联系在一起。以印刷物和报纸为代表的现代传播媒介从诞生那天起，就涉及到它们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具体表现为与政府以及后来的执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党报理论以及发展新闻学理论等，当代新闻学中这些带有“范式”意义的理论几乎都是这种视域的产物。约翰梅里尔（John Merrill，1974）在总结新闻学各种主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政治-报刊圈”（political-press circle），认为所有这些理论无非表现为两大趋势——集权主义和自由主义，它们在意识形态上彼此独立，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存在着经由“国家主义”而彼此相通的路径。4 政治视域关注的首要问题，即逻辑起点是新闻媒介在“政治国家”中的地位以及由这种地位而发挥的作用。媒介是独立于政府还是依附于政府？哪一种处理方式更有利于它们在政治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集权主义理论与自由主义理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分歧。集权主义理论认为，国家是实体的存在，公共权威的代表，有着自身特定的目标和至高无上的权力，政府是国家权力的管理者和行使者，新闻媒介毫无疑问是政府管理和行使权力的工具之一，必须依附于政府；在政党政治中，就是党的工具，就应依附于党。自由主义理论坚持认为，国家只是由个人组合而成，它本身只是促进每一个社会成员充分发展的手段，新闻传播也是这种手段之一，作为一种手段的新闻传播没必要也不应该依附或服从另一种手段，相反它应该始终保持其独立性；只有独立的媒体在政治体系中才能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不管两种理论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更根本的理论假设和前提，也不管它们还有多少花样繁多的变化形式，政治视域的逻辑归宿最终都会落实到上述根本分歧上。 可以说，政治视域在各国新闻学研究中都是较早形成的一种研究视域。政治体系决定了新闻传播的运作形式。具体到一个国家，不同的政治信仰和政治体制规定了这个国家的主流新闻理论话语体系。我国从延安整风时期形成的新闻理话语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仰，以及建国后所建立的政治体制决定的。因此，在政治视域下追问一种新闻理论的合理性，最终必然涉及对政治信仰和政治体制合理性的追问，而这种追问已经超出新闻学研究的范围。“全球新闻好像一块透明的水晶石，世界各地不同的、有时甚至相互对立的政治体系在上面切割并打磨出了不同的则面，而国际新闻交换领域里令人瞠目的技术进步，并没有为新闻编辑人员在了解新闻透过这块水晶石后将被如何理解方面，提供任何有益的帮助”。5 从政治视域的逻辑起点和归宿看，新闻媒介的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政治倾向性与客观公正等并不构成矛盾，它们最多只能是后者服从前者的几对关系。造成上述矛盾的重要原因在于别的研究视域有其自身的逻辑起点和归宿。 二、经济视域： 用经济学的观点看，劳动分工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变成了交换者，这种交换关系把当代社会的人们牢固地联系在一起，也正是这种交换关系在人们中间创造了一个完整的权利和义务体系。媒介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就是这种交换关系的反映和体现。“报纸是一种私人企业，社会既没有给他任何特权，它对社会也不负任何义务。因此它不受社会利益的影响。报纸很显然地是其业主的财产，报纸业主是自负盈亏地出售其产品的……。”6当年《华尔街日报》发行人的这番话可以视为经济逻辑的典型代表。 经济视域是西方“大众化报刊”出现，媒介逐步成为一种私营企业的产物。作为一种企业的新闻媒介自然以经济效益为目标，只要不是法律所明文禁止的，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就采纳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这种逻辑的极端表现形式既与政治视域相冲突，又为文化视域所不容。所以除了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新闻实践中以这种极端形式出现的媒介并不很多，以上述极端形式表现的理论也不很多。但在各种变化的形式中，我们仍然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它们的身影。 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矛盾，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政治和经济两大视域的不同逻辑中。一定政治体制下的社会意识形态决定着该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视域。当一种视域被一定社会意识形态不断强化，变成一种“视域霸权”后，其他视域的研究自然就会受到压制或排斥。1958年，王中因提出“报纸是一种商品”而受到压制，西方“新闻价值”理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我国受到排斥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同样，西方一些学者长期拒绝承认新闻传播的宣传作用，坚持新闻媒介是完全独立的“社会公器”等，也有这方面原因。 然而，政治与经济毕竟不是两块完全分割的领地。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反过来又影响并制约经济。政治与经济的这种密切关系，使两种研究视域又可能相互利用对方的理论，服务或加强自己的观点，从而把对方的逻辑纳入自己的逻辑体系中。比如，根据一定的政治逻辑，媒介的独立有利于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它在政治生活中发挥最佳效应；但到了经济逻辑中，媒介的独立则成为有效经济运作的可靠保证。在政治逻辑中，受众（读者）观念是实现宣传效益的前提；但在经济逻辑中则成为争取广告客户、赢得更大利润的手段。从经济视域着眼，媒介集团是市场竞争中经济运作的产物，做大做强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从政治视域着眼，媒介集团化是应对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趋势的重要举措，目的是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坚守和巩固自己的舆论阵地。

　　毫无疑问，党报理论是政治视域的产物。中国共产党领导出版的第一份周刊，在其发刊词中就明确宣布：“我们的周刊不是营业的性质，是专门本着中国劳动组合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7党报理论拒斥经济视域的传统一直延续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以后。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新闻学研究视域发生重大转移，经济视域的研究论文和学术著作明显增多，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媒介实践的发展，这种研究视域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新闻学研究视域的转移是我国意识形态发生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媒介实践变化的反映。经济视域是对政治视域的重要补充，但不能替代政治视域，更不应变成一种新的“视域霸权”。总体上看，经济和政治都是促进社会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手段。因此，包括这两种视域在内的各种研究视域的逻辑，最终应服从于人类社会实践的逻辑，即服从于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 三、文化视域： 人是文化的动物。从人类制造的器物用品到行为方式、社会制度以及思想观念等都可以归入文化的名下。可以说，不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一切由人创造的、对人类构成意义的事物都可以视为文化。因此文化的本质就是意义以及意义的创造、交流和理解。这也正是哲学社会科学中文化视域所涉及的主要内容。 新闻学研究中的文化视域基本上借鉴了传播学中的“媒介文化”研究理论，就像媒介文化理论基本上借鉴了哲学、社会学、文化学中的“大众文化”理论一样。媒介文化这个概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从媒介所制造和传播的内容方面，一是从作为人类创造器物的媒介本身方面。当然，许多研究者在对媒介所制造和传播的内容进行深入研究时，也大量涉及到媒介在彰显这些内容时所处的各种所有制形式和控制形式，以及人们在解读这些内容时的各种意识形态背景。但文化视域与政治、经济视域的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区别从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基本观点中可以看出：只有在体制上从政府和市场中分离出来，在言论自由的语境下，大众传播媒介才会作出文化上的贡献。8 20世纪30年代后，法兰克福学派的兴起使“媒介文化”研究得到广泛重视，其代表人物包括霍克海姆（Max Horkheimer）、阿多诺（Theodor Adorno）、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等。随后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对此作出进一步贡献，代表人物有威廉斯、霍尔（Stuart Hall）、本尼特（Tony Bennett）、沃勒考特（Janet Wollacott）、费斯克（John Fiske）等。从法兰克福到伯明翰的“批判理论”源远流长、内容庞杂、成分各异，一直影响至今。总体上看，它们都非常注重从社会意识形态控制形式和所有制形式来批判和审视媒介文化，9可以视为宏观媒介文化理论。 对于新闻学研究来说，媒介组织的文化生产过程更值得关注，因为对媒介组织运作的这些描述方法，主要源于对新闻生产的研究。新闻生产（当然也可以推及其他媒介产品的生产）包括“选择”（selecting）和“加工”（processing）两个重要环节。前者关系到从材料的挑选到传递成品的一系列决策，后者则与影响这些产品性质的工作惯例的运用相联系。卢因（Kurt Lewin，1947）提出的“守门人”（gatekeeper）概念，高尔图（Galtung）和鲁格（Ruge，1965）表述的“新闻价值”（news values）概念，以及费什曼（Fishman，1980，1982）、塔奇曼（Tuchman，1978）的相关研究成果，一直被广泛用于描述新闻选择的过程；滕斯托（Tunstall，1971，1993）、赫瑟林顿（Hetherington，1985）、埃里克森（Ericson，1987）、休梅克（Shoemaker）和里斯（Reese，1991）等对媒介组织结构的研究，则被广泛用于描述新闻加工的过程。10 媒介不仅仅制造和传播文化，它自身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媒介技术的发展对我们用什么方式认识社会和自我，对我们怎样体会意义，进而对各种社会关系的形成都有重大影响。加拿大学者英尼斯（HAInnis）和麦克卢汉（MMcLuhan）是这种“技术决定论”的代表人物。英尼斯（1950，1951）认为，某种特定的媒介对时间和空间有自己的“偏倚性”（biased），与具体物质在场紧密联系的媒介，如羊皮纸、陶土、石块等偏倚时间，而那些轻便的、保存不那么长久的媒介，如印刷纸张、广播等偏倚空间。时间意味着历史、道德和神圣，空间意味着现在和将来、技术和世俗。麦克卢汉接受并发展了上述思想，并以自己特有的表达风格，对技术媒介的意义做了更加深入和极具启发性的解读。今天的一些学者，像美国的马克波 斯特（Mark Poster，1990，1995）、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1999）等，仍在沿着他提出的一些思路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时代做进一步研究。 从一定意义上看，文化视域是对政治、经济视域反思和批判的结果，所以较之政治、经济，它出现的时间相对又晚一点儿。对于中国新闻学术界而言，文化视域尚属一种新的研究视域，在这一视域下形成的科研成果还非常有限，总的来说这方面研究目前还基本处在译介阶段。但由这种视域所唤起的、国内学界对新闻理论和实践中人文精神、人文关怀的重视，已经产生出积极的作用。 四、专业视域： 直到如今，新闻传播是否已经成为一门专业，学术界还有争议。但我们认为，这种争议并不影响新闻学研究中专业视域的存在及其存在的意义。早在一百年前，普利策就“希望开展一场运动，把新闻提高到一个学术性专业的层次”。11但事实上，几十年来，西方关于新闻专业化问题的提出和讨论主要集中在实践层面上，包括近年来被国内一些学者津津乐道的“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其实是只有“专业”，没有“主义”。我们所说的专业视域是一种学术立场，一套思维方式，一种理论建构。它站在“新闻本位”的立场上，从实践唯物主义出发，致力于新闻学“元理论”（metatheory）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建构理论新闻学的学科体系。我们认为，新闻学要想发展到“学术性专业的层次”，这种研究视域和理论建构是不可缺少的。如果说政治、经济、文化视域对新闻学研究来说还具有一定的外在性，那么专业视域则是新闻学研究的内在视域。它以新闻和新闻传播为自己的特定研究对象，通过研究新闻和新闻传播自身的逻辑和质的规定性来思考各种实践层面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可以把专业视域称之为“本质视域”。 没有“主义”的专业是难以立足的。这里的“主义”应该是由该专业自身的内在要求所决定，而不应该是为一些外部力量所强加；应该是新闻传播由自发走向自觉、“他由”走向自由的结果，而不应该是诸如“成名的想像”等外部因素影响和利诱的结果；应该是人类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发展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人类实践理性和精神理性的统一，而不应该是历史和逻辑的割裂，实践理性和精神理性的对立。因此，它必须建立在对人类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深入研究、理性分析、系统归纳的基础上。无论中外，新闻学似乎还缺少这种深入研究、理性分析和系统归纳，与一些更为成熟的学科相比，新闻学还没有建构起自己的“元理论”，大量的经验性总结和太多的“拿来主义”，令一些人对它是否已成为一个学术性专业始终表示怀疑。宁树藩（1997）曾有感于此，提出需要加强“本义新闻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闻学自身理论体系的设想。 究竟什么是新闻？新闻属于社会存在范畴还是社会意识范畴？新闻能等同于新闻报道吗？人类社会何以需要新闻传播？新闻活动在社会实践中占据什么样的独特地位？发挥一些什么样的独特作用？新闻价值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真实、客观、公正应该如何界定？新闻传播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为何必须坚持这些标准？这些决不是一些“没有意义”问题，也不是一些可有可无的理论空谈。恰恰相反，只有在深入研究这些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新闻传播才真正有“学”可言，这门学科才能真正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也只有在深入研究这些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在实践层面上厘清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权利与义务、自由与责任、“公器”与“喉舌”等一系列关系，进而对新闻传播实践起到真正的理论指导作用。 政治、经济、文化都是新闻学研究的重要视域，因为新闻传播，尤其是新闻事业与这些领域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但新闻传播毕竟有它自身的逻辑，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报刊“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通常为人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些规律是它所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任意摆脱的。”12其他不同视域的研究可以丰富、补充甚至完善新闻学研究，但不应该也不可能代替新闻专业视域自身的研究。因此，在新闻学研究的四种不同视域中，专业视域应该进一步发挥自己的轴心作用。当然，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新闻传播自身的逻辑不可能是孤立的，如同其他社会实践领域的逻辑不可能是孤立的一样。从根本上说，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自身的逻辑来源并服从于人类社会实践的总逻辑，同时又是这个实践总逻辑的组成部分。这也是各种研究视域可以而且应该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对立趋于融合和统一的根本原因和重要前提。 注释： 1 李良荣《新闻学导论》，第210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 参阅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 3 列宁《未写成的文章〈关于国家的作用问题〉的材料》，《列宁文稿》，第2卷，第407页。 4 参阅芮必峰《西方“媒介哲学”评介》，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年，第4期。 5 [美]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第20爷，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6 转引自《报刊的四种理论》，第84页，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7 《劳动周刊发刊词》，1921年8月创刊于上海。 8 见[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第28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9 参阅时同宇《从法兰克福到伯明翰》，载《现代传播》，2002年，第4期。 10 参阅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上册）第八章，[台]风云论坛出版社1996年版。 11 转引自[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第2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9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时政新闻论文篇2

　　摘要： 定义新闻评论，本文提出了有关意见。根据定义阐述了新闻评论的特性，即新闻评论传播的时效性，新闻评论论说的理论性，新闻评论内涵的思想性，新闻评论的指导性。

　　关键词：网络媒体；新闻评论；新闻评论特性

　　要想讨论新闻评论的特性，我们首先要知道新闻评论的定义，了解什么是新闻评论。

　　关于新闻评论的定义，传播学界一直没有统一过，呈各抒己见的样态。恩格斯说过：“在科学上，一切定义都只有微小的价值。”但是，了解其发展变化的过程，找出其中的差异，我以为是有好处的。尤其是对于我们理解新闻评论的特性。

　　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范荣康先生认为：“新闻评论是就当天或最近报道的新闻，或者虽未见诸报端但确有新闻意义的事实，所发表的具有政治倾向的，以广大读者为对象的评论文章。”

　　时代是在发展的，特别是当网络媒体迅速发展之后，我们是否可对新闻评论作一番新的定义或者说诠释：所谓新闻评论是传者借用大众传播工具或载体，对新近发生或发现的新闻事实、问题、现象直接表达自己意愿的一种有理性有思想有知识的论说形式。

　　新闻评论在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上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或文字、或声音、或音像结合、或图文并茂，在新闻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本定义是从两个方面界定的，首先，从新闻评论的内涵着眼，即新闻评论与其他新闻形式的区别、它的生产过程、它的内容要求等；其次，是从新闻评论的外延指示，即指出新闻评论在当今时代有哪些表现形式和传媒形式。内涵和外延是相互联系，共为一体的。

　　对于这个定义有以下两方面需要注意：

　　一方面、关于传者与大众传媒。在这里传者与作者是有很大区别的。作为一位现代传播者，不可能“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坐在家里“闭门造车”，而是需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学习和接受广博的知识与信息，同时他还需要掌握和了解大众传播的一般规律。只有这样，他的生产产品才能做到“适销对路”。同时我特别提到“借用大众传播工具”，这是因为，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发表意见，但这些私下议论是不能算做新闻评论的。只有那些在大众传媒上公开发表的意见（通过一定的文字、声音、音像等信息符号表现）才算得上是我们所研究的新闻评论。这是当今传媒时代的新要求。

　　另一方面、新闻评论是一种传者意愿的直接表达，或代表传媒单位，或是代表传者个人，他的所文所言，都是一种有形意见的表达：反对什么、批评什么，赞成什么、表扬什么，都是主观反映于客观的一种直接的真实的思想表白。它比消息报道更深刻，更理性，因而也更能打动人说服人。

　　新闻评论必须依赖于新近发生或发现的事实、问题或现象，它有别于小说家的创作和理论家的演绎。新近发生或发现的事实、问题和现象是第一性的，新闻评论是第二性的，后者是对前者的一种思想反映。新闻评论的写作不能同于文学艺术的创作，它不能杜撰事实，也不能夸大或缩小事实，丁是丁，卯是卯，在新闻评论依赖的事实上来不得半点虚假。同时，它也不是理论家纯粹的逻辑演绎和推理，仅仅研究和传播一种理论。新闻评论需要有理论作支撑，但是，它必须反映事实反映时代，以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为依托，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针对性。这是新闻评论有别于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的根本所在。

　　学术界对于新闻评论的理解，因受着时代的影响，因受着自身工作媒体的限制，因各自不同的看法和认识，产生差异是很自然的事。所谓新闻评论的特性，实际上就是要找出它与其他新闻形式的本质属性上的区别或需要特别强调的地方。这种特性要从新闻评论一般的广泛的表现形式来讲，而不能只讲刊登在党委机关报上的社论或评论员文章的特性；这种特性要从新闻评论论题的广泛性来讲，而不能只举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评论员文章。已经出版的许多新闻评论的著作，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它们更应该取名为“党报社论、评论学”，因为，它们主要是针对党报的评论而论述的，对于其他媒体，特别是大众评论谈及较少。而本文要强调的却是十分广泛的新闻评论，它既包括党报的社论也包括其他媒体的评论，既包括代表媒体的评论，也包括大众参与的个体评论。于是，新闻评论的特性也由此产生。

　　在这些特性中，我以为有两点是不能作为新闻评论的一般特性的，一是政治性，一是指导性。

　　关于政治性。把政治性作为新闻评论的特性，是一种时代的产物，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产物。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然提新闻评论的政治性，我以为是不妥当的。现在的评论不仅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步入世界大家庭的行列，民众的议题涉及越来越广泛，除了政治、经济外，还有更多的文化、教育、学习、生活等议题需要评论。在这些评论文章里是很少或完全没有政治性的。

　　关于指导性。首先在这里“指导”是一个动词，不能用来定义特性。但是新闻评论确实具有指导舆论的作用。对于一般出现的新闻评论，我更倾向于称之为指导舆论的有益性。

　　当然，对于党报和主流媒体的社论和评论员文章来说，还是要强调政治性和指导性的，这也是不容不得置疑的。这是另外一个范畴的问题。

时政新闻论文篇3

　　一、新闻本位观念的树立

　　新闻在启蒙学者的手中，不管是王韬还是梁启超，都充其量只是一种实现他们政治理想的“器”，而新闻走向现代化，新闻学要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新闻事业要走向现代化就必须摆脱这种地位，这个问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解决。中国新闻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创立，最重大的意义就在于，新闻学回归到了学科建设自身，新闻本位观念树立起来了。新闻事业从新闻本位观念的树立开始摆脱政治斗争工具的地位，从而由独立发展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新闻本位观念的树立首先体现在新闻学者的身上，在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那里(特别是维新派和革命派)，报业与政治是同一个意思，故有“以言报国”、“以言救国”等表现士大夫气概的豪言壮语。可以说，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们更大意义上可以算做政治家。新闻学的创立者们，他们也有政治立场，比如反帝爱国，但是他们在研究新闻学时，是以学者的身份，而不是以政治家的身份。所以他们的新闻学著作，虽然并不回避政治，字里行间也能感觉到微弱的政治倾向，但这时他们讲的是新闻工作的职业使命和道德，而不是政治义务。这一时期的新闻人已经摆脱了政治家的身份，具有了新闻人独有的品格。

　　新闻本位观念的树立还体现在新闻学专著的问世。徐宝璜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无论这些著作的框架设计、论证水平和内容的角度有什么不同，五四开放的心灵使它们具有了相同的视角：将以往睁开眼睛看世界，转变为从现代世界交往体系看中国。这些新闻学专著的问世，实际上构成了中国现代新闻学的理论框架。在他们的作品里，阐述了新闻的功能，但是这种对新闻功能的阐述已经完全不同于梁启超等人，新闻不但不再单纯是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而是作为了一种“学”与“术”的综合体。中国的新闻学也已着手自身领域的建设。正是有了这种本位化的理论框架作为依托，这一时期的新闻事业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更迈进了一步。

　　另外还有一点不容忽视的就是这一时期新闻研究团体和新闻教育的出现。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它的创办标志着我国将新闻作为一门科学进行研究的开端，同时也是新闻教育事业的开端。

　　二、新闻自由观念的深化

　　辛亥革命的胜利，袁世凯的，昔日仕途的废除，西方文化的刺激，给新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带来了从未有的心灵的解放。他们不像上一代那样生活在传播观念的包围中，不需要依附于官场、血亲家族或其他群体，开始有了选择的自由和自我责任感。这种形势使中国的思想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开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其特点若从学术研究角度讲，即在于它补充了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中所缺乏的个体自由意识。若没有这种补充，新闻学也许将永远以启蒙的形式被固定在“国事”的卵翼下。新闻事业可能永远也就是“国事”的辅助工具而已。

　　首先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五云人物具有强烈的自由意识，他们在自我觉醒的基础之上，阐述了一系列和新闻自由有关的政治自由理论，这些理论为新闻事业的现代化起了铺路的作用。在他们那里，言论思想自由早已不是梁启超式的宣传口号，而是进行了理性思考的问题。陈独秀说：“言论思想自由，是文明进化的第一重要条件。”也认为：“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鉴于这个认识的基本前提，他们都主张言论和思想(不是行动)的绝对自由，反对任何对言论和思想的强力压制。这种对思想言论兼容的态度，也表现在他们编辑的报刊上。

　　其次就是政论传统的恢复。这一时期，我国报刊政论得到充分的运用与发展，树立了优良的政论传统，彻底改变了民国初年那种以应景文字充斥报端的局面。《新青年》发起新文化运动以后，各种评论形式纷纷出现，社论、专论、代论、来论、外论等，彻底打破了民国以来报刊的沉闷局面，政论重新受到重视并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种政论传统的恢复，一方面体现了新闻自由开始深入人心，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推动了民主、自由观念的进一步深化。

　　五四时期的新闻学者们，追求自我心灵的解放，这种追求必然体现在对政治自由的追求上，而他们对于政治自由理论的阐述，其实客观上为中国新闻的现代化树立了理论框架，铺平了中国新闻现代化的道路。

　　三、新闻业务的现代化

　　新文化运动中，新闻业务也较以往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使得报纸彻底改变了近代报纸那种启蒙的状态，走上了现代化报纸的道路。新闻业务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下面几方面：

　　第一，报刊文风的改变。从《新青年》开始，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这既是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文学领域的一大贡献，也是对新闻领域的一大贡献，由于白话文的运用，报刊文风为之一新。

　　第二，副刊的革新。副刊是现代报纸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这时期出现了著名的三大副刊：北京《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这些副刊办得很有特色，宣扬民主与科学思想，传播社会主义新思潮，还强调文化娱乐性，介绍新文学，发表大量的新诗、散文、短篇小说、知识小品等，给读者以精神享受。这些成就无疑是现代报刊的有益经验。

　　第三，新闻采写观念的改变。这种改变在徐宝璜的《新闻学》中体现得非常明确。他指出“供给新闻”是报纸的首要功能，从而把人们引向了认识新闻报道自身运作规律的道路。强调新闻报道要求正确、求完全、求迅速、求丰富，要建立在读者的需要之上，还指出报道要与意见分离，这些观点标志着五四时期的报人对新闻的采写有了现代化的意识。

时政新闻论文篇4

　　【关键词】民营报刊；新闻自由运动；人权

　　二战结束前后，新闻自由运动由美国兴起并逐步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思潮和运动。受此影响，中国的新闻自由运动自1945年3月兴起，1948年9月结束，国共两党的党报和由自由知识分子创办的民营报刊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这场运动。正是在这场运动中，民营报刊首次大规模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国民政府的新闻专制，争取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

　　民营报刊与新闻自由运动的兴起

　　首先，积极响应美国新闻自由运动的号召，是民营报刊发起新闻自由运动的外在动力。

　　二战后，新闻自由运动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潮流，成为战后国际社会反法西斯，争取和平、民主运动的重要标志。1945年10月，美国《纽约前锋论坛报》的副主笔福莱斯特，偕同该报主笔李德，由美国来到上海。福莱斯特是美国新闻协会副会长，美国新闻界的领袖人物。他来到中国的目的，即为推广新闻自由运动。与此同时，美国众议院的共和党员也在组织一个有力的运动，主张不把救济款项给不承认新闻自由或实施检查的国家。美国本有以五亿五千万元交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支配的法案，共和党议员提议修正此项法案，凡不参加新闻自由运动的国家，不得接受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的资助。据福莱斯特说，他1945年初在重庆时，“蒋委员长，宋院长，孙院长，都向他保证，中美在军事上的合作，已经击败了共同的敌人，在新闻自由上也要合作，以期达到真正世界民主和自由的目的”[1]。实际上，所谓的新闻自由运动是美国构建战后世界秩序的一种手段，但新闻自由运动所昭示的美好前景，使得福莱斯特的中国之行，在致力于争取言论自由的民营报刊那里得到了共鸣，他们相信新闻自由运动“必给今后世界人群造福无穷”[2]。

　　其次，言论自由毫无保障的残酷现实，是民营报刊发起新闻自由运动的直接原因。

　　当时中国新闻自由正处于低潮，与福莱斯特描述的美好前景恰形成强烈的对比，据葛思恩分析，其原因有以下三点：第一，国民政府统治下报纸被封、记者被捕的事时有发生；第二，民众暴力的摧残，是促成新闻自由低潮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三，报社本身经济方面的困难。[3]其中，对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造成致命伤的是第一点，国民政府专制、独裁成为战后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最主要的障碍。

　　战后，国民政府在社会各界人士压力之下，宣布结束训政实施，陆续废止了一些战时法规，但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仍然不肯停歇。日本投降后，“收复区”里新闻检查制度依然存在，许多日报上差不多天天有空白可见；许多杂志都还不能自由地寄递出去，有的被拒绝邮寄，有的被“检查员”扣留了下来；无线电收音机需要登记，连听新闻的自由也被剥夺了；集会还须“登记”，还须听受“训词”，还须得到允许。例如上海《文萃》、《周报》、《民主》周刊等刊物，在报摊上曾经有过被搜查没收的事情。

　　1946年1月10日，终于在旧政协开幕式上宣布所谓的“四项诺言”，承认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但人们很快发现，人民有自由的诺言，只是张无期支票，最为显著的事实即上海文汇、新民、联合三报被禁事件。1947年5月24日，淞沪警备司令部下令查封上海文汇、新民、联合三报，消息一经传出，立刻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观察》主编储安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三家报纸被封的主要原因不是由于他们的言论，而是由于他们的新闻。这被封的三家报纸都有一个共同的脾气，就是专门喜欢刊载那些为政府当局引为大忌的新闻。”储安平称政府查禁三报的行为是“希特勒式的作风”[4]。

　　再次，以言论导引政治走向，是民营报刊发起新闻自由运动的内在自觉。

　　傅斯年，字孟真，抗战时期以社会贤达身份参加国民参政会，怒而弹劾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人称“傅大炮”。不料，走了个孔祥熙，又来了个宋子文，宋子文在战后出任行政院长后，与孔祥熙并无二致。1947年，傅斯年在《世纪评论》上接连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子文的失败》之后，又在《观察》上发表了《论豪门资本必须铲除》（《观察》在该期同时转载了前两篇文章），在半个月内连续写了三篇讨伐宋子文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强烈要求彻底铲除以宋孔二人为代表的豪门资本，清算两人的罪恶。文章一出，大快人心，各地报纸纷纷转载。傅斯年敢怒敢言，正是借由民营报刊实现文人论政之志的一批自由知识分子的写照，得到读者赞誉。一位署名“许金铿”的上海读者写信给《观察》周刊的编者说：“傅先生发表了这样几篇的文章，言论界的风气，很可为之一变。假如中国能够有十个‘傅孟真’，挺着胸脯说硬话，则中国的言论界也不至于像过去那样的萎靡不振，政治上的风气也不至于像过去那样太不像样。我们实在希望中国言论界能多几个‘傅孟真’。”[5]刊登在《观察》同一期上的通讯《宋子文下台前夕的南京》也对“傅斯年在参政会和各刊物上抨击孔宋的怒吼”表示赞许。可见，“希望中国言论界能多几个‘傅孟真’”是时人的愿望，而新闻自由运动正好迎合了人们的要求。

　　新闻自由运动的内容

　　众所周知，《大公报》、《世纪评论》、《观察》等民营报刊的同人大都是自由主义者，因此，自由主义的理念和新闻人对于言论自由的尊重在新闻自由运动中贯穿始终，这一点从新闻自由运动的内容可见一斑。

　　第一，阐明新闻自由的意义。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新闻自由运动具有重大意义。首先，“言论自由”是民主政治的试金石，是民主程度的测量仪。1946年，广州《自由世界》四大杂志被禁，重庆、西安、北平等地的杂志界也相继受到摧残。正如广州被禁的《自由世界》四大杂志的呼吁里所说：“须知这事件不是简单禁止几个杂志发售的问题，而是中国政治能否民主的试金石，亦是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其次，新闻自由是实现民主的先决条件之一。抗战胜利之后，外在的帝国主义压迫，虽已稍见轻松，但内在的民主国家人民所应得的自由之各种束缚，却始终未见解除。李澈庐提出建立“意志社会”的“第一步要求，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先决条件，若不给言论自由，而高谈民主政治，是欺人也是自欺”[6]。学范认为，人民只有首先获得言论出版的自由，才能实现民主政治，进入人民的世纪。“目前言论出版的自由，还没有获得，谈什么民主！谈什么人民的世纪！我以为能开放人民言论自由的时候，方是民主的开始；人民的报纸能屹立站住的时候，方是人民的世纪！”[7]无论是“意志社会”还是“人民的世纪”，言论自由都是实现民主的先决条件。

　　第二，提出新闻自由的原则。福莱斯特代表团离开中国之前，曾忠告中国的新闻界：（一）中国新闻事业要发达，教育是最重要的事，训练出能够负责尊重自由的记者，比什么都重要；（二）中国报纸要同津贴分离，经济的独立是自由的第一条件；（三）写新闻勿夹杂意见，意见更不受政治偏见左右。（四）不必顾忌任何外来侵略与内在分裂，要为人民福利努力改革。贾克岐认为这几点是促进新闻自由的原动力。[2]求思提出了中国新闻界斗争的方向，“第一步要实现民主，制止特务暴徒的捣毁行动；第二步要结集力量，与造谣诬蔑的反动报纸竞赛；第三步要使报纸服从人民大众的利益，这样才算完成了真正的新闻自由”[8]。葛思恩提出新闻自由的精神是容忍歧见，即“我可以完全不同意你所发表的意见，但我至死也要争取你有发表这种意见的权利”[3]。

　　第三，规定言论自由的限度。言论自由的权利尽管没有保障，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已考虑到了规限言论自由的必要性。首先，新闻自由既是权利，也是义务。有些报人在享受言论自由权利的同时，滥用新闻自由，因此言论自由必须施行自律。其次，英美式新闻自由有流弊。因为社会制度不同，英美与苏联关于新闻自由的见解不同，并且很难调和。英美式新闻自由也有其流弊，不受统制的美国新闻界，虽然大家认为比较可靠，但依然对二战这场大灾难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

　　第四，联合起来争取言论自由的权利。抗战胜利之初，国民政府曾短暂地取消过新闻检查制度，但很快就又恢复了。1945年，重庆16家杂志社联合发起组织“拒检运动”。是年8月7日，重庆国讯书店在其他进步出版社机构的支持下，不送当局审查而自行出版了黄炎培撰写的《延安归来》一书，揭开了“拒检运动”的序幕。接着，进步人士张志让、杨卫玉、傅彬然三人又起草了重庆杂志界宣布“拒检”的联合声明，由《》月刊等16家杂志社联署于8月17日发表，宣布自9月1日起不再送检。重庆16家杂志社拒检声明一经发表，立即得到了整个文化界的支持与响应。9月1日记者节这天，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评《为笔的解放而斗争》，反映国统区新闻文化界的意愿与呼声，抨击当局实施的原稿审查制度，号召新闻文化界为争取新闻出版与言论自由而斗争。在成都、桂林、西安等地的新闻出版界也纷纷成立联谊会，集体投入拒检运动。拒检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使当局陷入被动局面。9月22日，中央第十次常委会通过了废止新闻出版检查制度的决定与办法（收复区除外，同期有《管理收复区报纸、通讯社、杂志、电影、广播事业暂行办法》），拒检运动获得了一定的胜利。联合起来争取言论自由的权利，既是自由知识分子对自由信念的坚持，也体现了他们作为职业新闻人的社会责任感。

　　新闻自由运动的意义

　　近代史上，创办报纸杂志等新闻媒介是自由知识分子聚而发表政见、引导社会舆论、构建社会文化网络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是由于自由知识分子在组织上的松散性以及政见上的歧异，各派之间、不同形式的新闻媒介之间很少会联合在一起。但是，在新闻自由运动中，自由知识分子借助民营报纸的论政功能，充分利用国民政府治下言论不自由的事实，首次全面联合起来争取言论自由这一基本人权。

　　1644年，英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新闻检查法案，为捍卫新闻出版自由，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的演讲辞中说，人具有理性，具有分辨和选择善与恶的能力。政府应将这项权利交给人们，而不是强行加以限制。限制出版自由便是破坏理性，通过出版审查禁止新思想同禁止真理没有什么两样。三个世纪之后，中国的国民政府摧残言论、出版、发行自由，同样是对理性的扼杀，是对人民理性能力的不信任，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闻自由运动是一场拯救理性、追求真理的运动。这一运动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范围广。它涵盖报纸、杂志、图书、通讯社、电影、广播等主要新闻媒介，吸引了报业公会、书业公会和杂志公会等民间团体的广泛参与，联通了出版、发行、流通等新闻出版的各个环节，培育了新闻媒介受众的主体性(通过读者来信等途径)，联合了东南西北各大城市（如上海、重庆、西安、北平、广州等），反映了人民的心声，展示和发挥了舆论的力量。

　　第二，力度大。借助于新闻媒介的力量，自由知识分子以民营报刊为阵地，对国民政府限制新闻自由的法令和行动进行了有力抨击，揭露了国民政府假民主的本质。当自由知识分子以言论自由的实施作为民主政治的前提条件、以言论自由的程度作为民主的试金石时，国民政府无疑成了反民主的代名词。因此，新闻自由运动也即以自由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民主力量与国民政府反民主力量之间的斗争，在世界民主思潮涌动的背景下国民政府已然丧失了合法性。

　　第三，方向准。在内战的环境中，民营报刊期望全国人民用最有效而切合实际的方法，分头组织起来，他们充分发掘了舆论的力量，自觉充当了全国人民大联合的先锋。在新闻自由运动中，民营报刊呼吁“人民的世纪”，发现了人民力量的重要，以“人民”话语划清了民主与反民主的阵营，国民政府的反民主行径使其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有利于广大人民更好地寻找正确的方向。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1YJC770062）、中南民族大学引进人才基金重点项目（YSZ08009）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董秋斯。论新闻自由运动［J］。民主（第6期），1945-11-17.

　　[2]贾克岐。重新估定新闻自由［J］。世纪评论（第2卷第20期），1947-11-15.

　　[3]葛思恩。新闻自由的低潮［J］。观察（2卷16期），1947-06-14.

　　[4]储安平。论文汇・新民・联合三报被封及大公报在这次中所表示的态度［J］。观察（第2卷第14期），1947-05-31.

　　[5]（读者投书）许金铿。傅孟真的文章［J］。观察（第2卷第2期），1947-03-08.

　　[6]李澈庐。服从社会与意志社会［J］。观察（第1卷第19期），1947-01-04.所谓“意志社会”是与“服从社会”相对的，意思是“自由社会”。在“意志社会”中，人民富有奋发、勇敢及进取的精神，社会处处表现卓然自立，而国家民族必趋兴盛。这一说法是由威尔斯在《世界史纲》中提出来的，李澈庐借此来表达自己对民主进程的理解。

　　[7]学范。我们需要人民的报纸［J］。民主（第6期），1945-11-17.

　　[8]求思。什么时候才有新闻自由［J］。民主（第18期），1946-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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