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英文范例

三月的英文范例篇1

　　外国语学院语言学习中心的建设已经完成，进入了全面的运行阶段，为了有效、全面使用外国语学院语言学习中心，为学生提供展示个性风采的平台，营造学习外语的良好氛围，激发全校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丰富校园文化活动，决定策划举办第二届外语文化节。（大学生暑假户外游戏篝火晚会策划书）

　　宗旨：感受异域文化魅力，展示学生个性风采，提高外语应用能力，丰富校园文化生活。

　　二、活动构成及时间安排

　　1、 第二届外语节开幕式及语言学习中心揭幕典礼(11月14日)

　　2、 外国文化宣传周(11月13日-19日)

　　4、 “U-star Center”外语交流实践活动(11月14日开始)

　　5、 校园外语跳蚤市场(X2-一楼Courtyard，11月14日开始，每周末一次)

　　7、 英语词汇大赛(11月1日)

　　9、 英语书法大赛(11月18日)

　　13、 校外英语角(11月下旬开始，每周末一次)

　　三、整个活动经费预算：

　　四、活动的组织机构

　　1、组委会：

　　主 任：方晓梅、占赢

　　副主任：苏惠芬、张健

　　2、组委会下设办公室：

　　学生组主任：莫代春、黄晓立

　　教师组主任：赵小红

　　办公室成员：陈铭、穆亚婷、袁小溪及其他班主任老师、张天立、丁欢、胡涛、朱丹、黄玉凡、冯小军、邹玉佩、卢泓琏、陈晓燕、李芹、蔡圣莉、彭锦锋、别蓉、丁芸、陈园园、王亚丽、江月

　　五、具体活动分项如下：

　　第二届外语节开幕式暨语言学习中心揭幕典礼

　　时间：11月14日下午3：00

　　地点：X2-113，一楼Courtyard和U-star Center

　　开幕式程序：

　　一、113会场

　　1、 主持人介绍到会领导

　　2、 外国语学院占赢书记致欢迎词

　　3、 外国语学院方晓梅院长致开幕词

　　4、 校领导致贺词并宣布外语节开幕

　　(学生节目主持人主持节目)

　　5、 英文歌曲串烧

　　6、 舞蹈表演

　　7、 英语演讲展示

　　8、 英文电影配音表演

　　9、 电影放映(113观众观看)

　　二、揭幕仪式

　　1、U-star Center揭幕

　　2、领导参观U-star Center

　　3、咖啡献礼

　　三、Courtyard参观

　　1、英语角

　　2、法语角

　　3、日语角

　　4、英语跳蚤市场展示

　　外国文化宣传周

　　一、时间：11月13日-19日

　　二、地点：X2一楼Courtyard和U-star Center

　　三、负责单位：宣传部、学习部

　　四、内容：英、美、日、法等国风土文化。

　　五、要求：1、教师指导，学生选择材料，制作展板

　　2、每天展，每天收。

　　原声影视展播

　　二、地点：X2-113

　　三、负责：英语俱乐部、宣传部。

　　四、要求：1 认真组织，保证展播顺利进行。

　　2 搞好每一天展播内容的宣传，安排专业教师导播。

　　3 保证展播厅财产安全。

　　五、展播内容：

　　时间 导视老师 电影片名(英文) 电影片名(中文)

　　11月14日 童晓岚 Mr。 Holland's Opus 生命因你而动听

　　11月15日 陈维维 State of Play 政局密云

　　11月16日 李晓芸 The Others 小岛惊魂

　　11月17日 曹 芸 Sense and Sensibility 理智与情感

　　11月18日 王晓艳 Up 飞屋环游记

　　11月19日 胡细辉 Night at Museum 博物馆奇妙夜(1)

　　U-star Center 文化论坛

　　一、活动目的：传介异域文化知识，展示异域文化魅力，营造全外语文化氛围，提高学生的外语实践能力，培养学生学习外语的兴趣，创建外语专业特色，丰富校园文化生活。

　　三、地点：U-star Center， 外语交流实践基地

　　四、负责：英语专业教研室

　　五、要求：1、英语专业教研室负责落实论坛主题；

三月的英文范例篇2

　　关键词：大学英语四级 段落翻译 翻译策略

　　大学英语的课程标准要求当代大学生不仅有能力学习了解西方社会、历史和文化，同时更应该有能力将具有中国烙印的社会、历史、人文等文化真实可靠的介绍给中文能力较差的外国人，而翻译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程度。基于此，从2013年12月开始，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翻译题由从前的以考查知识点的单句汉译英升级为以考查翻译能力的段落翻译。翻译分值由原来总分的5%提高了三倍，达到了15%[1]。且在评分过程中要求考生译文表达思想清楚，文字通顺，连贯性较好，无语言错误[2]。由此可见，改革后大学四级考试对学生的翻译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通过分析改革后的历次大学英语四级段落翻译真题内容，结合段落翻译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探讨在四级翻译中取得高分的基本策略。

　　1.大学英语四级段落翻译内容介绍

　　自2013年12月份到2016年12月份共出现7次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总共出现21个翻译段。对各次翻译段关键词进行梳理发现：13年12月为中餐、中国结、茶文化；14年6月为核能发展、阅读、教育公平；14年12月为年轻人旅游、大熊猫、互联网；15年6月为中国经济、快递业、中国食物；15年12月为家庭教育、丽江、汉语演讲比赛；16年6月为功夫、潍坊风筝、乌镇；16年12月为红色、黄色、白色。

　　经分析发现，这些关键词可以分为：文化、旅游、大学生生活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相关四类。其中文化包括：中餐、中国结、茶文化、功夫、中国文化中的红色、黄色、白色八次；旅游包括：年轻人旅游、大熊猫、丽江、潍坊风筝和乌镇五次；大学生活：汉语演讲比赛、互联网、教育公平、家庭教育和阅读五次经济社会相关包括：核能发展、快递业和中国经济三次。其中文化出现次数最多，其次为旅游和大学生生活，三种内容占总次数的86%，剩余14%与我国经济社会密切相关。因此，在平时教学和备考过程中，需针对性积累相关知识，强化相关内容。

　　2.段落翻译特征

　　段落翻译与之前的知识点翻译存在着巨大差别。段落翻译相对更为灵活，考生发挥空间相对较大，因此把握段落翻译的基本原则和特点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目前是以汉译英的形式出现，翻译过程极为灵活。某个意思可用多种词组表达，而选择恰当的词组就需要一定技巧。

　　其次，在汉译英过程中，要考虑使用何种时态、语态使上下文相呼应且符合英语表达习惯。

　　最后，段落翻译的整个段落是个整体，因此在翻译过程中不仅需要将每句话逐字逐句的翻译，而且需考虑每句之间的连贯性。

　　在大W英语四级考试为汉译英段落翻译的背景下，需要从词组、语句到段落从点到面，整体考虑，力求用词准确，语句合理，段落意思完整，达到“信达雅”的基本要求。

　　3.大学英语四级翻译策略

　　3.1增译

　　汉语关注意思的清楚表达，对各种表达逻辑关系的词要求不多；而英语更加关注结构完整，逻辑性强。在做四级翻译时，为能充分的表达原文含义，有必要增加词语来使英文的表达更加顺畅。增译主要体现在增译连词、连接两个短句；增译主语和增译表示背景知识的词语。这些在翻译段落各句之间时可以考虑，以求提高段落的连贯性。如：

　　例1：“你要茶还是咖啡？”是用餐人常被问到的问题。（2013.6真题）

　　“Would you like tea or coffee？” This is a question which the dining people are frequently asked。

　　例2：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The wit of three cobblers combined surpasses that of Zhuge Liang the master mind。

　　例1中增译了一个主语this，指代“你要茶还是咖啡”。由于汉语中大量出现无主句结构，所以在进行四级段落汉译英中，为无主句增加主语是非常重要的策略。例2增译了the master mind，谈到诸葛亮，中国人都知道他是历史上绝顶聪明的人物，但是外国读者不知道诸葛亮是谁，翻译时加上解释the master mind，补全背景知识，外国读者才能领会译文的意思。

　　3.2减译

　　相对汉语，英语的表达更为简洁。为了强调或增强感情，汉语中经常会出现排比句，即重复的语言，在做四级段落汉译英时，若遇到词语的重复和语义的重复，不可机械的直译，需减译重复词。此外，若遇到范畴词或表程度等的抽象名词，需减译表示范畴，程度等的抽象名词。如：

　　例1：中国还启动了雄心勃勃的太空探索计划，其中包括到2020年建成一个太空站。（2015.6真题）

　　It has also lauched an ambitious space exploration plan，including the building of a space station by 2020.

　　例2：人们兴高采烈，庆祝丰收。（2016.12真题）

三月的英文范例篇3

　　研究皖南时期的项英要弄清当时历史特点

　　皖南是革命战略支点 1937年12月30日，、等就新四军编组后的部署致王明、、项英等电中，称：“以皖南为重心。攻击并准备攻击南京、芜湖、杭州、浙赣路与湖口之敌。”“以支队置于皖南，以高敬亭支队并准备增加一部置于皖北”。电报最后讲：“请考虑后向蒋提议”。当时作战序列以长江为界，新四军军部和第一、二、三支队在江南，属三战区；四支队在江北，属五战区。1940年4月21日，、粟裕等建议放弃皖南，军部移至苏南，项英同意并于23日转报中央，中央书记处于5月4日复电项、陈：同意军部移至苏南，又要求“坚持皖南阵地并发展之”。皖南事变大规模战斗结束后仅14天，中央军委就于28日电示新四军派人去江南，收集失散人员一部“在皖南一带抗日，以便将来向南发展”。这都说明，党中央重视坚持皖南这个战略支点，并非像童志强所指责的项英故意“孤悬军部于皖南”啊！

　　皖南是当时抗敌前线 1937年12月芜湖失陷后，日军北犯合肥，南向皖南进犯。1938年4月，新四军完成编组后，三支队奉命进到沿江地区抗敌。后来，新四军第一、三、五团均在沿江前线抗敌，并非是童文所说项英将多个精锐团控制在手没事干啊！

　　当时领导关系特殊 新四军虽是共产党绝对领导的部队，却要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这是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承诺的，因而部队调动、编组变化均受这个“统辖”权制约。人们要知道，这个“统辖”权是当时国共两党共同抗日、红军改编进行谈判久拖未决的难点，中共方面由当年3月提出“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的统一指挥”。正是这个让步，换来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合法地位，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历史证明，当时这个让步是值得的，是符合全局革命利益的。1940年11月1日，中央对新四军行动方针给项英的电报中讲道：“如移苏南，须得顾祝同许可，如顾不许可，则只好留皖南。”这是新四军在皖南时期处境的真实写照，是受“统辖”权制约的体现，与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所处情况根本不同。

　　坚持皖南与项英的职责密切有关 项英是东南分局（后东南局）书记，要领导东南各省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1938年12月1日，中央致电项英：“新四军应成为江南（包括浙、皖南、苏南）、闽、粤、赣游击战争之产婆”，要求新四军“调些干部给闽、浙、赣地方党，以成立和领导新的武装。”项英对此作了认真贯彻，以新四军名义在福建、浙江、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10余省市，建立了办事处、留守处等50多个办事机构，掩护各地中共党组织开展工作，开展抗日救亡活动。项英还决定留下刘英、曾镜冰、刘永生，还有皖南的胡明，让他们创建、发展浙南游击纵队、闽浙赣边游击纵队、闽粤赣边纵队和皖南游击武装，人数达数万之多，证明项英在皖南对巩固和发展南方革命斗争是有大贡献的。

　　关于错杀高敬亭

　　童文对高敬亭被错杀，用很大篇幅说项英对当时江北情况“了如指掌”，“项英并非与高案无涉”。令人不解的，童志强美化错杀高敬亭的罪魁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和保安司令廖磊，说什么“稍有历史常识的人也不会相信，在国共合作抗日的1939年上半年，廖磊会荒谬地向报告要求处决中国共产党方面的高级干部。”真是奇谈怪论！多种材料都讲是廖磊罗列高敬亭的“罪状”，唯独童志强替廖磊涂脂抹粉！

　　笔者在《项英传》上说，错杀高敬亭是叶挺经办，不是项英经办，是有重要根据的。

　　《新四军第四支队简史》的叙述该书是1985年由原新四军四支队参谋长、时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林维先和原四支队司令部干部、时任政委万海峰领导专门组织的编写组，查阅档案，走访老同志，认真编写出来的。书中讲道：1939年5月24日，廖磊向五战区诬告四支队7条“罪状”，五战区转报，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当时赴安徽省政府所在地立煌县（今金寨县）的叶挺军长，带着批准处决高敬亭的公函，抵达合肥青龙厂（今属肥东县），由叶军长的副官黄序廷将高关押。四支队召开斗争高敬亭的大会，邓子恢宣布高敬亭的“罪行”，“叶军长说，对高敬亭要严肃处理，要枪毙。6月24日，以叶、项名义发出布告，由叶挺带来的警卫班将高敬亭处决了”。这是由组织上专门组织调查、编写出来的，能说不可靠吗？

　　李一氓证明错杀高敬亭不是项英办的 1989年9月5日，原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李一氓针对高敬亭被错杀的情况，讲道：处理高敬亭，是叶挺他们在江北，由廖磊通过五战区报到那里批准的，没有经过新四军军部。“当高敬亭被错杀的消息传到云岭时，项英和我当时都感到突然、震惊和惋惜，同时感到无法挽回了。至于说用项英的名字与叶挺一起联名出布告，或向党中央报告，那都是可能的，不过项英当时不可能知道这种做法，如知道，他是决不会同意那样办的”。李一氓说这番话时，笔者是亲耳所听，而童志强硬说这是“严重失实的第二手材料”，是毫无道理的。

　　说高敬亭被错杀是叶军长办的 1941年5月13日，在华中局高干会上作报告时，讲道：“高敬亭是叶军长搞掉的，不是项（英）搞掉的”。当时是以赞扬叶军长口气讲的，它却佐证了高敬亭不是项英搞掉的。

　　对责怪项英错杀高敬亭一事，中央领导同志根据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多方调查，于2010年6月作出指示：要求党史、军史宣传“在涉及高敬亭同志被错杀的历史事件时，注意不要简单地把责任归于任何个人。南方有关省市反映新四军历史的纪念设施，在其展览陈列中如果涉及高敬亭同志被错杀一事，不能再出现把责任归于项英同志的内容”；有关纪念馆展出总政治部给高敬亭同志的《通知》中，“有关项英同志应负主要责任的内容”应“作删节处理”，“不再陈列展示”。

　　关于向北发展和项英与刘少奇的关系

　　童文批评项英不支持向北发展、不支持刘少奇开辟江北工作，是不真实的。请看事实：

　　1938年11月17日，根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指示，项英派军参谋长张云逸率数十名干部和军部特务营四五百人，北渡长江到皖中，去加强江北抗日斗争的领导。张云逸到皖中后，将庐江、无为地区的游击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

　　1939年4月下旬，叶军长动身去江北巡视。项英主持军分会研究，派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军部参谋处长赖传珠和军机关一批干部随行，派第四团第一营护卫叶军长去江北。5月，江北指挥部成立，张云逸兼指挥，徐海东任副指挥，邓子恢兼政治部主任，赖传珠为参谋长，军机关去的干部均成为江北指挥部机关的骨干。第四支队进行整顿、调整，辖第七、九、十四团，副指挥徐海东兼第四支队司令员，戴季英任政委，展开于津浦路西定远县藕塘镇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以第八团为基础，成立第五支队，辖第八、十、十五团，调第一支队副司令员罗炳辉为司令员，于8月进军津浦路东，至9月，打开了皖东抗战局面。江北游击纵队在原有基础上，以第四团第一营为骨干，扩编为3个大队，以原第五团团长孙仲德为司令员，黄岩为政委，部署在无为、和县、含山地区活动。上述情况表明，在中原局未到皖东前，张云逸领导开展江北工作已有相当的基础。

　　同年12月31日，刘少奇致电中央和项英，称：中原局已到皖东，新四军江北前委与中原局关系如何？第二天，即1940年1月1日，项英电报中央：中原局既到皖东，新四军江北部队（除苏北外）均归中原局指挥，以便统一。中央书记处1月4日致电中原局、项英：新四军江北前委改为皖东军政委员会，以统一党、军领导，属中原局指挥。在战争年代，部队领导体制、指挥关系的改变，动员、商量、统一思想是很费时间的，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辖部队指挥关系改变得这样快、这样顺利，表明了项英风格高、大局意识强，在这个问题上再给他抹黑是不公正的。

　　1940年7月，为北移作准备，项英确定由第三支队参谋长林维先率第五团第三营从铜陵、繁昌地区北渡长江，进至皖中三官山地区，组建挺进团，开展抗日斗争，建立前进基地。

　　事实证明，项英对向北发展作出了贡献。

　　关于项英与叶挺的关系

　　童文对叶、项关系讲得海阔天空，纯属演义，难以让人相信。我认为判断叶、项关系，有四点事实极为重要：

　　李一氓对叶、项关系的评价 李一氓时任军部秘书长，与叶、项相处都很好。他在1989年讲道：“叶挺军长在皖南停留一年零几个月期间，一般来说，项英还是比较注意处理与叶军长的关系。军部的正式会议，由军长主持；前方部队的报告、请示，项英都请叶首先批准意见；皖南的几次反‘扫荡’作战，叶军长只有1940年秋季那一次由他指挥的。叶军长介绍到军部工作的非党干部，人数不少，项英都表示欢迎接纳。项英考虑到叶军长的经历与身份，在生活上尽可能给予照顾，专门设立了小灶，项英自己却吃大灶，只是在开会时偶尔在一起吃。”“我从来未听到项英议论过叶挺，甚至叶个人难以处理的事情，项也为之作了妥善处理，维护了叶的威信”。李一氓讲这番话时，笔者就在场，说明童文指责项英对叶挺不尊重是不实的。

　　党中央要叶挺去江北他却没有走 1940年11月，中央要叶挺去江北指挥大部队，中旬又任命他为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可叶挺就是不走。按人之常情，如两人关系不好，恨不得早点离开，可叶仍留下与项共事，足见叶、项关系并非像童志强讲的那样糟。

　　叶军长为项英说好话 1940年10月12日，叶挺在纪念新四军成立三周年大会上讲话，说：分散在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在党中央领导下，“忠实于中共与中共的统一战线的政策，特别项英同志，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相信叶挺这番话不会是违心之言，是对童志强指责叶、项关系的有力澄清。

　　新四军的政治环境对叶挺不会没有影响 新四军是共产党绝对领导，而军长是非党员，那时共产党处于秘密状态，保密纪律很严。党中央发来的电报属于党内机密，没有叶的名字，叶挺看不到，机关各部门党组织每周都开小组会，叶挺不能参加，他处境尴尬可想而知。1937年11月3日，叶挺到延安，同他谈话后，电告：“叶表示在党的组织外，但愿在党领导下进行工作。”假如叶挺本人当时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有可能的。当时这个特定的政治环境，哪能责怪项英呢？

　　关于向敌后发展和项英与的关系

　　关于向敌后发展，项英、在大的方面意见是一致的，并非像童文说的那样糟，讲指责项英是靠不住的。

　　1939年5月，派六团以“江抗”（江南抗日义勇军）名义东进，有人说项英反对，多方批判，却查不到文电为凭。后来查到项英10月26日给的电报，称：“江抗”西移，是他们“无信心及不了解坚持东路的意义所致。这是大的失策，增加今后困难”。他随即派何克希、赵伯华东返主持。千年的文字能讲话。项英这个电报，就是他没有反对东进的最好证明。

　　次年1月，项英向中央报告，建议发展苏南东路（指江阴至无锡公路以东、宁沪铁路以北地区及以南部分地区），还与相商，派苏皖区党委书记吴仲超去领导。3月，项英派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任“江抗”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成立东路军政委员会，以加强东路地区的领导，至10月，新“江抗”发展到3000余人。这也是项英践行向东作战的有力佐证。

　　1939年8月，项英向中央和军委建议，一、二支队统一由指挥；叶挺致电顾祝同，二支队归指挥并获准。随后于11月7日成立江南指挥部，由、粟裕统一领导苏南地区的斗争。这为向苏北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项英对向苏北发展，早在1940年五四指示前就已着手。1939年7月，在新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期间，项英与约见出席会议的江南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司令员管文蔚和支队长韦永义、梅嘉生谈话时，指出：要打破当局的限制，为向苏北发展作准备，拟将该部上升为主力。他们均表示拥护。不久，管部向长江南岸发展，在二团配合下，夺占了桥头堡扬中，接着又夺占北岸的大桥、新老洲等地，使扬中、大桥、新老洲成为由苏南向苏北发展的跳板。

　　同年12月2日，项英向党中央报告：已命令六团与管部合编的挺进纵队和由四团主力与管部1个支队合编的苏皖支队，北渡长江，展开于扬州、仪征、六合地区，开展抗日斗争。这为陈、粟率主力开辟苏北创造了条件。10日，项英向中央报告，再赴泰州，会晤李明扬、李长江，开展统战，表明新四军愿与友军共同抗日，“二李”声明不，愿助新四军东进南通、如皋一带抗日。

　　1940年夏，在陈、粟准备挺进苏北前后，项英派东南局青年部长陈丕显率一批干部赶到处，派惠浴宇等一批干部组建了苏北特委和一些县委，派朱克靖率军部战地服务团随陈粟部行动；黄桥决战后，派一批医疗专家赶赴苏北救治伤员。这些，是对“项英不支持向苏北发展”说法的有力澄清。

　　同年10月11日，在苏北指挥部纪念新四军成立三周年大会讲话时，讲道：项英副军长“以其历史地位在全党的威信，使南方七八省游击队造成铁的力量。以后跟叶军长合作，使改编成功，这就是本军成立的关键”。这是对项英领导新四军的肯定。

　　关于童志强的胡编乱造

　　童文为他对项英的胡编乱造诡辩。他有没有胡编乱造？请看事实：

　　硬说项英对叶军长封锁部队调动情况 童文说叶挺“身为一军之长，连部队调动都不知情。”这话太夸张了！新四军在皖南三年，叶军长有一半以上时间不在位。试问，叶挺在位期间，有哪一支部队调动他不知情呢？

　　硬说项英对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在一年后才传达 项英参加六届六中全会，于1938年10月22日回到云岭，31日作了传达，而童志强在1988年《大江南北》第1期杂志上发表《项英同志在皖南的错误不可低估》一文中，却说成“1939年10月31日”才传达。

　　硬说项英听了王明1938年10月20日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统一战线的报告 实际是项英于10月初就离开延安，4日到达西安，22日回到云岭，根本就没有听王明的报告。而童志强凭自己推断，认为20日王明讲话，22日项英回到云岭，一定是听过报告的，受到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他却没想到，假如项英20日在延安听报告，当时一无专列、二无专机，那他怎么可能于22日回到云岭呢？

　　变换花样批判项英 1998年11月25日，童志强借他办《党史信息报》之便，在该报刊出《华中敌后展宏图——刘少奇华中之行》一文，名为纪念刘少奇百年诞辰，文章却不提刘的业绩，通篇批项英，真是怪事！

　　颠倒黑白误传误导 在高敬亭事件中，为挽救高敬亭，明明是项英建议以名义致电高敬亭，给以慰勉激励，并代中央草拟电文上报，而童志强却硬说是项英“假借了的名义致电高敬亭”，实在是笑话。

　　引用中央领导同志涉及错杀高敬亭不准再讲归罪项英的指示时塞“私货” 对童文引用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笔者作过核对，“学术研究探讨还是允许的”一句是童志强掺的“私货”，故意误导读者。

　　事实证明，童志强对项英的批判以偏概全、无限上纲，还把笔者客观评价项英当成眼中钉。这里举一例：1991年，安徽在芜湖举行纪念皖南事变50周年研讨会，笔者应邀写出《关于公正评价项英的几个问题》一文，结果同一文章在不同地点受到两种相反的对待，一是在安徽，那次研讨会实际是对项英展开大批判的会议，还组织多篇文章对我进行批判。时任安徽党史部门业务处长的童志强，大概不会不知道此事吧！二是在上海，同年11月，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召开研讨会，邀请笔者去参加并作发言，我用同一份稿子发言，结果效果非常好，许多老同志听后围上来向我道谢，感谢我把他们老首长的情况搞清楚；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原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要有关方面将笔者发言材料打印报送中央办公厅，转给中央领导同志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以《要公正评价项英的功过》为题，将材料收进《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三期。

　　关于皖南事变

　　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重大损失，令人痛心。这是集团阴谋造成的，而童文把损失的责任全部归于项英是不公正的。当然，项英作为新四军主要领导人之一自然负有责任，但不是全部责任，也不是重大责任。原因是当时情况很复杂。皖南部队北移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焦点，走不走、何时走，不是项英定得了的。直到1940年12月25日，还讲：“以拖为宜，拖到1月底再说。”当时南方局要疏散干部，有一批要从重庆疏散到新四军来，来电要求皖南部队等他们到了才能走。他们是12月底到的，其中有一位叫黄迪菲，笔者在解放战争年代与他在华野政治部共事数年。最后确定向南走绕道路线，许多材料讲是叶军长去三战区与顾祝同商定的，并非是项英个人定的，并向延安报告过。因而研究历史要客观公正，用事实讲话才行。

　　讲到项英他们出走的事，应作具体分析。那是1941年1月9日凌晨，冬季最冷的时候，军部刚到高坦，天下着雨，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和大家站在路旁的水里，棉衣湿透了，而村外的新三团正同顽军第一四四师激战。这时，叶军长与其他首长不在一起，参谋叶超建议首长们一起研究一下军情，周子昆要他去请叶军长。叶超走到百米之外的徐家祠堂，见叶军长正在里面和副官、侄儿、警卫员烤火，便走进去汇报了一下情况，建议首长们研究一下怎么办，但未讲明其他首长请他去。叶军长讲“还有什么好研究的，只有坚决打出去”。叶超见军长说话有些火气，不敢再讲下去，就蹲下来一起烤火。过了“好一阵子”（按：这是叶超回忆的说法），叶超才以查查情况为由出去，到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原来站的地方，却没有找到他们，便赶回徐家祠堂将未见项英他们的情况向叶军长作了报告，叶挺随即把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找来，迅即向党中央和中原局发电报告：项英等“今晨率小部武装不辞而别，行向不明”。等复电，要求全军服从叶、饶指挥，执行北移任务。

　　在这期间，站在路旁淋着、冻着的项英、袁国平、周子昆，见叶军长久久没有找到，去找叶军长的参谋叶超也迟迟不见踪影，着急的心情可想而知。而这时村外枪声密集，他们总不能在那里等着当俘虏吧，就导致上山之错。可他们在那漆黑的夜里，在山上转来转去无处可去，便走进一间草棚子里，警卫员生火取暖，烤衣服，随后便在火堆旁睡着了。一觉醒来，已是10日早晨，听到有号声，周子昆懂号谱，知道是特务团的队伍，他们便下山跟着来到军部新驻地石井坑。这就是他们出走的简要经过。发生这样事情，自然影响很坏，项英回到军部很感惭愧，立即起草电报发送中央，说明经过，作了检讨，表示：“听候中央处罚，我坚决与部队共存亡。”

三月的英文范例篇4

　　一、郭嵩焘、薛福成、张德彝等晚清出洋大臣史料的新近刊布

　　晚清郭嵩焘、薛福成、张德彝等出洋大臣，系近代中国最早出国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外国尤其是在欧美的记载（如奏章、日记、札记、随笔、唱和诗词等），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认识西方的重要文献，向来为学界所重视。

　　近二十年来，晚清出洋大臣史料的不断刊布，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深化的可能。这其中，20世纪80年代岳麓书社整理、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如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薛福成的《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等）、90年代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张德彝的《航海述奇》等书最为珍贵。郭嵩焘、薛福成、曾纪泽、黎庶昌等人所周知，他们的著作也大多刊印，而张德彝及其《航海述奇》关注者极少，事实上，这些史料对于藏区历史、文化的研究很有价值。

　　以薛福成而言，据《清季中外使领年表》，薛福成于光绪十五年四月十六日（1889年5月15日）受光绪帝谕命出任“出使英法义比四国大臣”，次年三月四日（1890年4月22日）到任，直到光绪二十年七月三日（1894年8月3日）卸任。在驻英、法、意大利、比利时等国的近五年时间中，他留下了近百万字的文字，其中不少是关于藏区历史、文化的材料，仅在《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一书中就有多处。

　　如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记道：光绪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1890年5月9日），“《泰晤士报》云，印度《加尔各搭报》称，中国升大臣于西五月初三日（中三月十五日）离大吉岭往拉萨，西兵声炮排队相送”；光绪十六年七月初四日（1890年8月19日），他记述了藏军在保卫隆吐山之战中的情况；光绪十六年七月初五日（1890年8月20日），他记述了中英《印藏条约》的签订及内容等情况；光绪十八年十一月初二日（1892年12月20日），他记道：“云南侯补道姚文栋享称：自去年至今，英人开通西藏道路计有两处”云云；光绪十九年九月九日（1893年10月18日），他记道：“夫西藏与印度密迩”，“此天所以限中外也”，但是近来“英人不惜重费开通道路，其注意西藏通商，久矣”，对英人扩张表示了担忧；光绪二十年四月初四日（1894年5月8日），他在再次记述了中英《印藏条约》的内容后，认为“西藏边境野洞地方”“现虽生理无多，将来必可兴旺”，对西藏亚东边疆地区贸易的前景做出了乐观的预测；光绪二十年四月初五、六日（1894年5月9、10日），他记述了印藏通商及邮驿、一妻多夫等情况，认为一妻多夫是“西藏风俗最奇者”，他从传统儒家观念出发，感到“可怪也”。类似薛福成上述关于藏区历史、文化的记载，在晚清其他出洋大臣如郭嵩焘、曾纪泽、黎庶昌等人的文稿中还有很多，笔者在《从近代汉文史料看藏区一妻多夫婚姻制度》等论文已述论之。本文以下仅以张德彝的《航海述奇》为例，试述晚清驻外使臣日记对于藏区历史、文化的研究价值。

　　张德彝（1847年12月18日－1919年2月8日），原籍福建，后迁辽东铁岭。至清初张氏家族被编入汉军镶黄旗，入关始世居于北京。张德彝出生时张家已经破落“早岁入塾，家贫，学费每给于舅氏”，家境中落。咸丰十年（1860），由于中外交涉的增多，清廷正式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音译Tsungli Yamen，意译Chinese Foreign Office），以恭亲王及桂良、文祥三人主持。次年（1861），三人奏请设立外语学校：“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辩，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提出了开馆的具体方案。至于学生则从“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内招收，由于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对“夷语”的歧视，官宦及富贵人家的子弟不愿入学，在这种情况下，家道中落又无背景的十六岁旗籍少年张德彝作为“义学生”得以入馆学英文，不久学馆定名为“同文馆”，亦称“京师同文馆”。这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外国语学校。

　　早在光绪七年（1881）《航海述奇·四述奇》的“自序”中，张德彝就对自己的出洋经历有过小结：

　　自咸丰辛酉（十一年，1861年），国家与泰西各国订约通商，爱立同文馆于总署学泰西语言文字。此举前所未闻，创始也。彝由义学生，蒙文文忠公（文祥）试于嘉兴寺，得入馆。同治乙丑（四年，1865年），国家以西人来华者日盛，我国亦宜有人前往，采访政俗，识其风土人情，故因公而得历海外各国者，自此创始。彝奉旨随斌友松郎中（斌椿）前往泰西游历焉。各国公使来华，咸有国书，以敦友谊。丁卯（同治六年，1867年）冬，奉旨派志（志刚）、蒲（蒲安臣）、孙（孙家谷）三大臣前往东西各国呈递国书，是东西来往绕地一周者，自此创始。彝曾奉旨随之。

　　夫中原自列国时往来使聘，虽有专司为命之官，而所往者无非鲁晋齐楚各地；即汉唐西使，亦只今之印度而止，鲜有重译梯航，轮蹄万里者。至我朝始有使臣赴高丽、流球等国，然以水陆计之，亦仅数千里而已。庚午岁（同治九年，1870年）因天津教案，奉旨派三口通商大臣宫保崇（崇厚）前往法国修好。是中国专派大员赴泰西一国者，自此创始。彝幸得蒙奏带往焉。各国既经换约，遂多有公使驻华。国家以各国有雄长最著之邦，亦宜专派大员前往，以示和好，以通音讯，以保商民。光绪乙亥（光绪元年，1875年）春，奉旨派少司马郭（郭嵩焘）前往英国驻扎。是中国钦使之驻扎外国者，自此创始。彝又经奏调偕往。

　　计自设馆以来，出洋四次，彝皆躬逢其始。噫！亦奇矣。

　　此后，张德彝又于光绪十三至十六年（1887－1890）随洪钧出使德国；光绪二十二至二十六年（1896－1900）随罗丰禄出使英国；光绪二十七年（1901）随那桐出使日本；光绪二十八至三十二年（1902－1906）成了大清国的“驻扎英国钦差大臣”（驻英大使），登上了他个人职业外交官生涯的顶峰。第八次使英回国（1906）后，张德彝未再出洋，直到1919年在北京去世。

　　张德彝的出洋经历固然奇特而少见，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将出洋经历记录成书——《航海述奇》则更为罕见，据他在书的“凡例”中说：“是书本纪外国风土人情，故所叙琐事不嫌累犊连篇”。善于观察而且勤于记录的张德彝为后人留下了近二百万字的《航海述奇》（共八部，该书第七部今已不存；除第一、二、三、四部的全部及第八部的部分在晚清刊布外，其余均系1996年首次刊布），成为研究当时中外关系及其他相关问题的宝贵史料。张德彝的《航海述奇》八种，如同他本人的谨小慎微、朴质无华，以平实语气记录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可谓文如其人。从现存稿本看，共78卷约二百多万字，涉及欧洲各国的诸多方面，内容极为丰富。

　　除《航海述奇》之外，张德彝又编著了《英文话规》（英语语法，1895年）、《宝藏集序》，以及未刊稿本《醒目清心录》（六十卷）、《中外百年历》（不分卷）等。有关张德彝个人传记的资料还有民国年间刊行的《光禄大夫建威将军张公集》（张德彝去世后的荣哀录）、稿本张德彝年谱等。

　　从张德彝《航海述奇》来看，他在出使欧美（英、美、法、德、比、西班牙等国，尤其是英国）前后四十余年（1866－1906）的生涯中，与当时中外各界诸多名流有不同程度的往来，包括美国政客蒲安臣（A。Burlingame，1820－1870 ）、法国汉学家儒莲（S。Julian，1799－1873）、俄国汉学家孔琪廷（C。A。Skatschkoff，1821－1883）、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Richthofen，1830－1905）、军火商克虏伯（A。Krupp，1810－1887 ）、英国军官戈登（C。G。Gordon，1833－1885）之类的各色人等。其中，张德彝与晚清、民国藏政要员联豫及陈贻范的交往，对于藏区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关系密切。

　　二、驻德大使随员张德彝与联豫的交往

　　联豫，字建侯，满洲正黄旗人，原姓王，生卒年不详。初为监生，驻防浙江，曾随晚清洋务派干员薛福成出使英、法等国。联豫于光绪三十一年三月（1905年4月）受谕命，“四川雅州府知府联豫著赏给副都统衔，作为驻藏帮办大臣，照例驰骚前往”，成为晚清最后一任驻藏大臣。联豫驻藏，兴办“新政”，兴革良多，如编练新军、开办学校、发行报纸、新铸钱币等。

　　联豫在藏“新政”，基本上系仿自当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然，实与他出使欧洲国家的经历有关。薛福成之出使英法等国，奏带参赞、随员等多人，其中之一便是联豫。对此，张德彝《航海述奇》有相关记载：光绪十六年二月十八日（1890年3月8日），他记道：“新任驻扎英、法大臣薛叔耘星使福成驾法公司‘伊拉瓦的’轮船于前日抵马赛，明日到巴黎”；光绪十六年闰二月初十日（1890年3月30日），他记道：“闻薛星使留驻法国者九员，为陈敬如（季同）、吴挹青（宗濂）、顾廷卿（锡爵）、承伯纯（厚）、联建侯（豫）、世益三（增）、左子衡（运机）、张让三（美栩）、郭稺良（家骥）”。

　　联豫作为驻德大使随员在欧洲国家的活动情况，向来所知甚少。张德彝《航海述奇》的相关记载可作一些补充。张德彝第五次出洋系随清朝驻德大使洪钧出使德国。光绪十三年五月三日（1887年6月23日）受谕命，直到光绪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1890年9月9日）卸任。其间的1887年10月29日张德彝随洪钧在上海登船，12月3日到达柏林；三年期满后，于1890年9月29日由柏林返程；9月30日到达巴黎火车站，下车时驻法使馆人员“承伯纯、黄伯申、联建侯（豫）、顾廷卿（锡爵）、世益三（增）及郭秋萍（家骥）诸君以车接”，之后张德彝前往驻法使馆拜访了陈季同、潘景周等人。此后几日，张德彝在巴黎重游旧地，联豫大多相伴，如10月1日，联豫约张德彝“在凯歌路之智慧阁看圆画，即前于同治丙寅所看之涨眼画，洋名‘巴呐拉玛’也”，所谓“巴呐拉玛”即首任驻英、法大使所谓的“巴罗喇马”，系全景画堂（又称回转画，Panorama）的音译，张德彝第一次出洋时（“同治丙寅”，即同治六年，1867年）已在巴黎欣赏过；10月3日，“联建侯约（张德彝）登艾菲铁塔”（TourEiffel，即艾菲尔铁塔），“余等驾至第二层”；10月4日联豫、陈季同、潘景周等驻法使馆人员送张德彝上火车，前往“吕阳”（里昂）。此后张德彝的《航海述奇》不再有联豫的记载。

　　三、驻英大使随员暨驻英大使张德彝与陈贻范的交往

　　陈贻范（字安生）系参加1913－1914年中国与印度“西姆拉会议”（Silma Conference）的中央政府代表，所谓“麦克马洪线”（Mcmahon Line）就是当时英印首席代表麦克马洪（A。H。Mcmahon，1862－1949）同西藏地方当局的首席代表夏札·边觉多吉背着陈贻范于1914年3月24日在印度新德里以秘密换文的方式制造的；而流产的《西姆拉条约》之所以非法，系由陈贻范于1914年4月27日在条约上草签、最终拒绝正式签字有关，因为根据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草签只能证明条约文本是“作准定本”（第十条）；正式签署才能“表示承受条约拘束之同意”（第十二条）。此外，陈贻范在会议期间，多次正式声明西藏地方是中国的一部分，英藏代表“所签之约，或类似之文件，本国政府一概不能承认”。

　　陈贻范不是民国政府最先任命赴印谈判的代表，1913年3月底和6月，民国政府曾两度任命前清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张荫棠为赴印代表，由于英国的反对等原因而未果。后来提名陈贻范，英国才表示同意，陈贻范曾在驻英使馆任职多年，据称英方认为他态度“友好”，容易对付才表示同意。现时史册谈“西姆拉会议”时，往往对陈贻范的驻英使馆多年任职极少提及，间有提及也是语焉不详。而张德彝的《航海述奇》洽好有这方面关于陈贻范的详细记载。

　　张德彝与陈贻范的出身相同：二人均为同文馆毕业，以学习英文而入仕；按张德彝的说法：“国家因知翻译紧要，既代上官之口耳，即关事务之要危；既欲其充职，自当清其身家履历，于是在京设立同文馆，在粤亦设同文馆，在沪设立广方言馆，招考汉旗子弟，造就人才，以备有用于将来”。二人经历也类似：先是作为学生到欧洲去“增广见闻”，之后成为清朝驻英使馆的翻译，再升为随员、参赞，以后张德彝更做到了驻英大使的高位，登上了他作为职业外交官的顶峰；二人均代表中国政府与外国正式签订或草签了重大条约：陈贻范于1914年草签了不具备拘束力的《西姆拉条约》，张德彝则代表清政府于1904年在伦敦正式签署了中英《保工章程》，这一条约没有给予英国人任何在华特权。

　　二人经历也有所不同：张德彝比陈贻范入学早，出洋游历及出使早，最终担任的职位高，而且出洋游历及出使的时间长，此外，张德彝与陈贻范共事时，张德彝担任的使职始终比陈贻范高，既可说是同事，又可说是上下级。

　　张德彝《航海述奇》关于陈贻范的记载较详细，最早见于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一日（1897年10月26日）：“上年由同文馆派来肄业者四人，为陈安生（贻范）、丁炳如（永昆）、朱乙尊（敬彝）、王畹南（汝淮）”。此后关于陈贻范的记载可分为点名、概言两种。所谓点名记载指张德彝《航海述奇》明白记录了陈贻范参与的某事，如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日（1900年1月10日）：“酉初，星使携二少君及沈荔虎、陈安生回”，这种记载在《航海述奇》中有数处；所谓概言记载指张德彝《航海述奇》未明言某事有陈贻范的参与，但事实上陈贻范参与了该事，如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1902年9月16日）：“酉初，约众参随、学生及自备资斧诸生晚酌”，这种记载在《航海述奇》中比比皆是。

　　由于张德彝与陈贻范的交往，可分为驻英大使随员、驻英大使两个时期，因此张德彝对陈贻范的记载，也可分为驻英大使随员、驻英大使两个时期。下试析之。

　　1、驻英大使参赞时期（1897－1900）

　　指张德彝任驻英大使馆参赞时。当时陈贻范先系驻英大使馆的见习学生（从同文馆肄业后派来，见习期为三年），之后耀升为翻译。

　　这一时期的记载共24处，主要有以下七类：

　　其一，张德彝任驻英大使馆参赞，值驻英大使罗丰禄有事时代办使馆诸事。如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五日（1899年3月16日），因罗丰禄夫人“灵柩出堂”，张德彝受罗丰禄之命“代守使馆，照料一切”，包括管理“学生陈安生”，时陈贻范系从同文馆肄业后派来驻英大使馆的见习学生。

　　其二，张德彝与陈贻范到英国议院旁听。如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日（1899年6月9日），“今日未初，在下议院讲中国事，余偕陈安生乘车至宫廷”，见“今日抱问答事件者二十余人”，其中有前任外交部长葛雷（E。Grey，1862－1933）、现任外交部长普得立，诸人均对中国事务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张德彝作了摘录。

　　其三，张德彝与陈贻范参与接待来英的中国外交官及为清朝服务的“洋员”。如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十二日（1899年6月19日），张德彝“早赴赛西店拜伍星使及周、钟、徐三君，”指晤见“出使美日秘国大臣”伍廷芳及其随员；“戍初，罗星使约伍星使及周、钟、徐三君”“晚酌”，张德彝与陈安生作陪；又如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1900年1月19日），“京中同文馆总教习欧理斐告假一年回国，前日来信，邀”张德彝、陈安生等人“午酌”，“盖皆同文馆中人也”；同文馆总教习欧理斐又作“欧礼斐”（C。H。O-liver，1857～？）系爱尔兰人，1879年入中国海关，在北京同文馆任英文教习，1985年任总教习，1902年北京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后改任宁波副税务司。欧礼斐在北京同文馆任英文教习时曾教过陈贻范。由此事也可见张德彝与陈贻范的同文馆渊源。

　　其四，张德彝与陈贻范的私交。如相伴游览伦敦名胜古迹。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二日（1899年6月29日），张德彝与陈贻范“步入艺植园一游”，所谓“艺植园”即当时伦敦摄政公园中的植物园（Royal Regent’s Botanic Garden），是来英的中国外交官喜爱的游逛之处；又如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初一日（1900年3月1日），因张德彝“三年期满”即将回国，陈贻范与其他几位同文馆出身者及同文馆毕业来英见习的学生为张德彝饯行；及至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二日（1900年3月12日），陈贻范与其他几位同文馆出身的外交官又到火车站为张德彝送行。

　　其五，张德彝记录了陈贻范的升迁。如前所述，1896年由京师同文馆派来英的肄业学生四人，除陈安生外，又有丁炳如、朱乙尊、王畹南，1898年时丁炳如病亡，1899年底三年见习期满，三人“呈请回国”，罗丰禄先后将朱乙尊、王畹南二人之禀批下，惟独留下陈贻范“充当翻译，每月棒薪百零五两”，陈贻范受到了罗丰禄的重视，可见陈贻范的英文在四人中是出众的。

　　其六，张德彝记录了陈贻范在英国乃至比利时的考察与游历。如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七日（1899年8月12日），经总理衙门批准，罗丰禄准备在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分设使馆”，“今日巳正一刻率陈安生前往”；几天之后罗丰禄返英，“陈安生留比京租赁房屋，安置一切”；七月二十二日（8月27日），陈贻范方被换，八月二日（9月6日），陈贻范才回伦敦；十一月十二日（12月14日），罗丰禄率陈安生等人前往“立文浦海口及李子村游”（今英国利物浦港、利兹市）；五日后返回；十二月四日（1900年1月4日），罗丰禄率陈安生等人前往“乌尔斯特、开斯敏斯特、柏明根三处游览各机器工厂”（今英国伯明翰等地），六日后方返；十二月二十八日（1900年1月28日），罗丰禄率陈安生等人前往“多堪特兰地方各厂游”，二日后方返。在这些游览中，罗丰禄、陈安生等人不仅收获丰盛，如“迩来星使带二少君及他三四同事，各处游历，凡制造局厂各有所馈，轻重不等，如脚踏车、绸缎、毡毯、衣料、刀叉、烟卷、玩物，种种不一”，而且大开洋荤，增长见识，如诸人在某纺织厂见“该厂当面织成”一精美纺织物，诸人在某“造钱局”（铸币厂）见该厂“随地铸造，俄顷间竟将星使之玉容錾铸银钱之上，相貌分毫不差，与曾为英君主铸者无异”等。

　　其七，张德彝记录了陈贻范的其他活动。如驻英大使馆的公宴、祝贺同事与英国女子结婚及应邀参加贺礼等。

　　2、驻英大使时期（1902－1905）

　　1900年春张德彝因“三年期满”回国后，陈贻范仍然留驻英国。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月张德彝奉清廷之命为“驻扎英国钦差大臣”（驻英大使），‘顺途专使日斯巴尼亚”； 1902年春，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十八日（1902年5月25日），他抵达伦敦，此时陈贻范任驻英使馆翻译，“下车有马清臣（又译马格理，H。MaCartney，1833－1906）及他参赞人等迎近，坐马车入使馆”（参赞人等中应含陈贻范），开始了三年的任期，直到1905年12月26日离开伦敦，1906年2月5日抵达上海，4月11日回到北京。

　　张德彝驻英三年时期，虽已成为了驻英大使，但他仍然保持了一以贯之的记载习惯，留下了观察仔细、记述丰富的《航海述奇·八述奇》。《航海述奇·八述奇》稿本共2095页（其中第八册386页，第九册883页，第十册826页），稿本中关于陈贻范的记载俯拾即是。概言之，主要有：

　　其一，张德彝嘱咐陈贻范完成某些辅助工作。如张德彝抵伦敦的次日（1902年5月26日），知清宗室载振率参随梁诚、汪大燮、唐文治等人访英且将抵英国；27日晚，他“令马清臣、陈征宇、陈安生赴都伍迎接振贝子”，此类活动还有很多。

　　其二，张德彝率陈贻范出席外交官观礼活动。如应英国外交部之邀，“偕内人与陈安生乘车往”陆军部，参观“在兵部后校场内阅印度兵”；应邀“偕内人带荣骥及马清臣、陈安生”乘海轮，出席海军演习等，荣骥系张德彝次子（后改名仲英）；此类例子还有很多。在多次及多种场合，张德彝均率陈贻范出席，可以明显看出他对陈贻范的偏爱。

　　其三，张德彝率陈贻范出席伦敦上层社会的交际活动。如“率陈征宇、陈安生、陈默之”赴伦敦“柏凌屯阁内名艺画堂茶会”；招待回国休假的英国驻华大使萨道义（E。M。Satow，1843－1929）、日本驻英大使林董（Tadasu Hayashi，1850－1913）等人晚宴时，张德彝“招陈安生”作陪等。

　　其四，张德彝率陈贻范出席外交活动。如“率陈安生、王香圃”等人“乘车入卜静宫赴朝会”，卜静宫今译白金汉宫（Buckingham Palace）；因“各处金价日涨、银价日落”，在发电报请示清廷外交部后派遣陈贻范参加1903年9月在伦敦举行的多国会议，指示陈贻范“随同听议，遇有窒碍中国之处，亦须随时宣说”等。这其中尤以1904年5月张德彝代表清廷与英国“画押”（签订）中英《保工章程》最为重要。在这一条约的多次讨论、修改过程中陈贻范“屡次”随从张德彝“赴英外部商酌”，并最终在5月13日在英国外交部见证了这一条约的正式签订。这些对于以后陈贻范的外交实践应起过一定正面作用。

　　其五，张德彝关于陈贻范的其他记载。如应邀给商务学校“皮特曼学堂”颁发奖励，张德彝约请陈贻范同往；某戏园邀请张德彝出席新剧初次公演，他亦约请陈贻范同往；请陈贻范代为某慈善机构捐款，此例甚多，不再枚举。

　　四、小结

　　在张德彝的《航海述奇》中还有多处关于藏区历史、文化的记载，如关于欧洲国家图书馆所收藏的藏文典籍，此不一一例举。

　　较重要的是张德彝记录了几件与1903年英军侵藏有关的英方文件的大意，今择二连录于下，以供研究。

　　其一，光绪三十年七月七日（1904年8月17日），他记道；

　　癸未，阴雨，凉。前初五日英议院散值期，因国君现赴某城，令世爵某诵宣词于上议院，词曰：“谕尔上下两议院爵绅，予依旧交好于各友邦……予之派兵赴藏，盖欲藏人遵守一千八百九十年所订之《印藏条约》耳。我兵一路前进时，藏人略为拦阻，现已安抵拉萨，闻之至慰。卉兵之健勇绝伦，于此可见。所望将来会同巾国驻藏大臣与藏员开议后，即能就议，稗商务从此振兴，而印藏交界之处，亦不复有醒蔼之虞也……”

　　其二，光绪三十一年一月十一日（1905年2月14日），他记道：

　　已正，开议院，届时乘车往，至彼下车。入下议院，同各国公使坐御座前右鄙第一段……巳初，太子偕妃先到。少坐，君偕后到……（君）手执一纸，向众谕上下两议院诸爵绅曰：“我与各国，现皆友好如恒……上年九月初七日，我与西藏订立一约，续约中所载各节，似办理印藏交涉，此后可期妥洽，赴藏员卉此行备尝险苦，然莫不力任艰难，中国政府现已简派大员赴印商立准约，至藏事文卷，已交汝等阅看矣……”

三月的英文范例篇5

　　论文关键词：学工结合，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模式，若干思路

　　旅游英语专业以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的文件精神为指导，从旅游英语专业建设标准入手，对职业岗位能力分析和培养旅游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目标进行分析，从而形成能力本位，即以职业岗位能力为核心，以旅游英语行业淡旺季特点为前提，探索出符合旅游行业高职高专旅游英语专业“淡旺季、学工交替”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一、构建“淡旺季、学工交替”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理念

　　高职旅游英语专业建设根据旅游行业淡旺季为特点， 以英语语言技能为基础，以旅游行业工作为导向，以培养英语导游职业技能为主线，以培养学生思想道德、英语导游职业道德素质为前提条件、从课堂模拟学习英语语言到真实的顶岗工作实训环境，开设了英语导游工作岗位所需英语语言基础知识和技能课程。开设课程注重理论知识以“必需，够用“为原则，突出英语语言技能训练，强调英语导游技能实践。经过多年努力逐步形成高职旅游英语专业特色人才培养模式---------语言基本功训练(Basic Language Training)、旅游岗位专项技能训练(Post Competence Training) 、旅游服务综合技能训练(ComprehensiveService Training)”三个阶段的“淡旺季、学工交替”人才培养模式。

　　二、构建“淡旺季、学工交替”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运行图

　　第一学年 “旅游淡季”&mdash； 学

　　旺季工

　　第二学年 “旅游淡季” 学

　　第三学年 “旅游淡季”&mdash； 学

　　第1-2 学期

　　9月-12月(16周)

　　3月- 6月(15周)

　　在校学习

　　第2学期

　　7-9月 (8周)社会实践

　　与专业实习

　　第3学期

　　11-12月(12周)

　　第4学期

　　3-6月(15周)

　　7-10月&mdash；16 周

　　顶岗实习

　　第5学期

　　11月(4周)

　　备考英语导游证

　　第6学期

　　3-5月(10周)

　　5-6月&mdash；6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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