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标准日范文

世界标准日范文篇1

　　10月14日是世界标准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和国际电信联盟（ITU）为今年世界标准日联合发出了祝词，主题是“标准造福人与社会（StandardsandtheCitizen：ContributingtoSociety）”。国家标准委正积极部署在全国开展2007年世界标准日的纪念宣传活动。

　　据悉，确定“标准造福人与社会”这一主题，目的是更好地发挥国际标准在维护人身健康安全，保障公共安全，保护环境，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三大国际标准化组织的祝词说，地球村的居民们享受着广泛的权利，同时承担着相应的义务。这些权利包括人身安全、公共安全、健康以及自由地获取信息。义务则包含保护环境以及尊重他人的人身安全、财产权利和隐私权。标准有助于公众享受权利并履行义务。没有标准，世界的运行将戛然而止：运输与贸易将中断，互联网也会停止工作，成千上万依靠信息和通信技术运行的系统将变得缓慢甚至终止。机械安全标准为我们的工作和娱乐提供保护，标准使家用电器能连接到国家电力网络，并确保冰箱、空调符合环保要求，防止全球变暖……IEC、ISO和ITU制定国际标准的工作保证了市场开放，也实现着环境保护、人身安全、公共安全、健康和自由获取信息及知识。国际标准化越来越有助于打破贫穷和富裕国家间的壁垒、有助于促进供应商之间的公平竞争、有助于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成本、有助于消费者在购买设备或服务时获得更多的信息。

　　国家标准委要求，各地方、各部门在开展今年世界标准日的宣传活动中，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质量工作会议精神，大力宣传标准在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安全，保护环境，促进社会进步与和谐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扩大标准化工作的社会影响。

世界标准日范文篇2

　　1884年10月13日，国际天文学家代表会议决定，以经过格林威尼的经线为本初子午线，作为计算地理经度的点，也是世界标准“时区”的起点。10月13日这一天是采用格林威治时间为国际标准时间日。格林威治位于伦敦东南、泰晤士河畔。英国皇家天文台曾经设在这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格林威治虽然已经迁到东南沿海的赫斯特孟骚，但天文台的旧址仍然继续用作零度经线和位置。

世界标准日范文篇3

　　心理学的研究是否科学，方法是否可靠？这直接与科学观有关。科学观的核心问题是科学分界，就是在科学与非科学间做出区分并且规定划界标准。[4]科学分界的理论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各阶段对于心理学是科学抑或非科学这一问题，都有不同答案。

　　（一）逻辑主义的绝对标准

　　在逻辑实证主义那里，心理学要想获得科学的认定，就不得不截短、毁伤历史以使其屈就于自然科学的概念和方法，这使心理学好像被撕成碎片；在逻辑证伪主义那里，科学发展的动态过程观点对心理学获得“科学”的名义创造了一点条件，但他们把经验看作可以不需要再检验的绝对观点却把心理学的人文科学特点抹杀了。狄尔泰认为“所有的科学都是经验的，但所有的经验都必须与产生它的语境和条件———也就是我们全部的本性———相联系”，[6]这表明在波谱尔那里无需检验的经验并非坚不可摧。所以，心理学在逻辑主义那里获得的地位就必然是非科学、软科学。

　　（二）历史主义的相对标准

　　这类标准代表人物库恩和拉卡托斯。库恩反对简单的超越历史的分界标准，认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科学共同体认为合理的东西就是科学的；[7]（P99-104）而拉卡托斯反对库恩的过于强调科学家个人的心理特点，认为过于强调科学共同体的社会特点是一种非理性主义倾向，从而把划界问题软化为“评估”问题，提出了用“研究纲领”来评估是否是科学的问题。库恩认为，心理学至今仍然没有学科共同体都接受的“科学范式”，也就是说心理学还没达到“规范科学”阶段，正处于流派纷争、组织分裂的“前规范科学”阶段。[8]（P106-109）在拉卡托斯所说的研究纲领中，目前的心理学更是难以企及。所以，心理学在相对主义那里获得了前规范科学地位，较之逻辑主义划界时期已是不易，有一定积极意义，这可能正是心理学界对库恩的范式论比较关注的原因。

　　（三）无政府主义及后现代哲学的“怎么都行”标准

　　代表人物费耶阿本德根本不承认科学与非科学间有明确分界线，完全取消了分界问题，抛出“怎么都行”标准。[9]他提出只要不阻碍科学进步，怎么都行。显然，在“怎么都行”标准下，心理学不但得不到被确认所谓“科学”的东西，反而失去了追求的目标。但是，这种分界标准起码给了心理学一个希望，那就是：传统所谓的“科学”的标定是值得怀疑的，心理学已经有可能成为或被标定为一门科学。（四）新的实在论重建“多元”标准[10]M。邦格（M。Bunge）认为，消解科学分界问题不利于文化的健康。“伪科学和反科学是任何科学哲学加以检验的典型问题，科学分界仍有意义，只是抛弃简单的一元霸权的逻辑主义的传统标准才是我们真正的需要。”我们相信，新的实在论重建的多元标准将更接近科学的本质，将有更大包容性和建设性。依据任何一个尚处于争论之中的科学分界标准，武断心理学是或不是科学都是毫无道理的，现存划界标准无法解释心理学学科科学性的问题，争论仍将继续下去。

　　二、一般科学方法论分析的科学整合

　　一般科学方法论是具体学科研究方法和哲学之间的中介和桥梁，是现代科学的普适方法论，属横断科学范畴。[11]（P6-7）一般科学方法论也叫系统科学，研究广义复杂系统组成和发展规律。系统论的创立者贝塔朗菲认为，“无论系统的种类和性质有何不同，存在着适用于各种系统的一般性原则”[12]在系统科学的视野里，任何现象都可以看作不同复杂程度的系统，简单和复杂系统的区别在于构成要素的关系的复杂程度，人的心理系统无疑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巨型系统。本文就是运用“适用于各种系统的一般性原则”，对心理学学科问题进行探讨。系统科学研究证明：探索世界“构成”和“生成”是科学发展的两条道路，关于这两条道路的学说分别被称为构成论和生成论。[13]构成论前提是“精神和自然的二分法”，而生成论前提为“过程”。生成论认为系统诞生和整体重建可以与系统的物质无关。这意味系统科学开始由传统构成论走向生成论。人的心理不服从线形决定论，心理学处于构成维度和生成维度、纵跨微观和宏观维度两个区域。这更符合心理现象的本质属性———心理系统既与大脑系统的物质构成有关，又与心理系统的诞生和发展有关。新的构成论的观点可能更加有利于心理学学科问题的解决。目前，传统一般科学方法论体系正在向新的一般科学方法论转化，系统科学的旧三论———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正在走向系统自组织理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和突变论（也被称为新三论），着重研究系统从无序到统一有序的发展规律。这一方法论的确立将无疑有利于心理学科体系及科学性等问题的解决。克拉威克论断，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将还是重点经常转移，观点、方法和理论非常繁复”。[14]

　　三、哲学方法论分析的发展对心理学理论的影响

　　哲学方法论是最高层次的普适方法论，是各个心理学派的哲学基础。[15]心理学派别林立从根本上是哲学基础对立的具体表现：

　　（一）传统本体论对心理学学科科学性的消极性影响

　　根据哲学方法论基础，冯特之后的心理学可以分为两大阵营：一是实证主义阵营，包括内容心理学、构造主义、机能主义、行为主义、日内瓦学派和认知心理学；二是现象主义阵营，包括意动心理学、完形心理学、精神分析、人本主义、存在主义心理学和超个人心理学等。[16]不难看出，心理学的发展史上，一直存在实证主义的、量性的科学主义的研究取向和现象主义的质性的人文主义研究取向这两大阵营的对峙。艾森克在反对精神分析时说：“科学自产生之日起，就同骗术有着剧烈的争斗。心理学中也有科学与骗术之战，非科学的一方是存在主义、人本主义、心理学中的释义学方法，特别是精神分析”。而另一阵营却指责实证主义把心理撕成碎片进行研究，结果只是冷冰冰的可笑结果。时至今日，两大阵营的对峙并没有消失。构造主义和机能主义盛行时，精神分析茁壮成长；行为主义兴起，格式塔心理学继续发展；认知心理学兴起，后现代主义又登台。[17]追溯两大阵营的分歧来自于两种思想渊源———“说明”和“理解”，对应于两种哲学本体论———自然本体论和精神本体论。德罗依森首次将“理解”和“说明”加以区分，之后，狄尔泰在他的解释学名作《人文科学导论》中说“自然需要说明，历史需要理解”[18，19]把“说明”与“理解”分别指向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二分方法论。本体论是关于存在的学说，自然与精神的对立存在是二分思想的主要观点，“说明”与“理解”二分方法论的本质是传统实体本体论关于自然本体和精神本体的二元思想。实证主义运用“量”的严格控制的方法追求客观地“说明”主体外的客体，认为这才是真正科学，归属于自然本体论哲学范畴；现象主义运用“质”的方法主观地“理解”现象本身，归属精神本体论的哲学范畴。心理学学科科学性问题和体系难以统一，问题的根本是心理现象存在本身同时具有自然和精神两种属性，并不遵从自然与精神对立的二分观点。在一种分裂的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实证主义与现象主义围绕着一个共同的问题———科学性进行较量，这种较量一方面导致两大派别的心理学茁壮成长。另一方面，思想的对立导致组织的分裂，心理学的科学性难以确定，学科体系难以统一。因此，传统哲学本体论影响了心理的科学性与体系的统一。

　　（二）实践本体论使心理学学科科学化更具真实性

　　辨正唯物主义哲学揭示了世界存在的一般本质———实践本体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提出“对象化”的思想，“人是靠了对象而存在的，人的对象对人来说才是对象”。[20]（P79-82）认为社会存在从本质上看是实践的。这肯定了自然存在的真实性，以及精神世界在自然物质世界基础上的派生而存在的真实性，而且肯定了社会存在的真实性———自然和精神这两种真实存在统一于社会实践之中。实践本体论超越了传统自然本体论和精神本体论，为建立统一的心理学体系提供了哲学基础上的可能性，然而，这并不能代替和跨越具体科学本身。实证主义框架下的心理学支离破碎，缺乏整体意义上的统一性；现象主义框架下的心理学过于主观，缺乏分析意义上的确定性。笔者认为，目前的心理学研究已经注意到两种派别的不可分割性，但大部分研究只是笼统地作一些所谓“交叉”或“结合”的文章。这实际上是黑格尔所说的那种外在生硬的“结合”，虽冠辩证之名，难逃折中之嫌。心理学的统一要首先依靠心理学本身的长期的研究实践和理论探索，统一的大心理学观的建立仍要依靠心理学科本身的长足发展。

　　四、心理学学科问题的再思考

　　（一）心理学学科问题的理论与现实的回答

　　心理学是科学吗？学科体系能否统一？狄尔泰回答是：研究对象方面，如果我们不能获得某个东西一定程度的客观性，这个东西就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主题。研究方法方面，有人认为，如果某个东西不能量化，就不适合于科学研究。还有一些观点认为运用任何可能的手段“说明”世界有什么就是科学。从科学发展的角度看，对事物本体进行最小实物粒子或最小功能粒子化的实物本体论的观点，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对心理现象涉及的生理成分、心理成分以及心理功能单元的不断分析和剥离，必然有助于探索心理系统的组成成分以及成分间稳定的静态关系。实践的回答是：如果世界有一些有意义的东西，它们不是实物粒子，不能量化或客观化，它必然落入解释学的领域。那么，否定其客观实在性才是真正的不科学。心理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必然是一个动态的自生成、自组织的复杂系统，这决定了人的心理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相对独立的特殊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遵循虚体本体方法论的指导，必然有助于心理学应用领域的研究。现实的考虑是：人类社会实践的极度复杂性，决定了人的心理系统的极度复杂性的事实，最终决定心理学的研究将极其多样繁复。短时期内渴望心理学学科体系统一、学科性质确定是不现实的。然而，当我们可以理解和接受实证主义的零碎、刻板和严谨，现象主义的模糊、丰富和想象力的时候，才可以看到立体的动态的活生生的人的心理。

　　（二）心理学学科的方法论问题的讨论

　　以实践本体论为基础的一般哲学方法论，为心理学的学科提供坚实可靠的实践原则。实践本体论的观点坚持从“人”与“物”的矛盾实践关系中把握心理的本质，我们只有在不断揭示“人”与“物”的矛盾实践关系，才能最终达到对心理现象的科学认识。提出任何心理学假设都必须具备人类实践的原型，验证假设的范式必须是现实心理实践的简化模型等等，一个没有现实原型的心理学假设更多只是毫无意义的玄想。因而，在心理学研究中，强调现实现象和具有实践意义的课题研究，可能是一条防止迷失于主观建模的玄幻的科学研究境地。本体论层次上的分歧并不必然导致心理学学科科研实践的矛盾。实践本体论认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必然经历三个阶段：感性认识、研究探索、理性认识。实在本体论的科学哲学家———卡尔•雷蒙德•波普尔爵士也提出三个世界的观点：第一世界———物质世界；第二世界———精神世界；第三世界———知识世界。而在实在本体论思想的影响下，罗姆•哈瑞（HarréRom）借用生物学“环境”这个术语把物质世界分为感知世界、仪器世界和想象世界。较之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的划分，罗姆•哈瑞的划分由于紧扣“人”与“环境”的关系，更加接近了“人”与“物”实践关系的本质。心理学研究能够紧扣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可能不脱离其研究的本质。以生成论为基础的动态系统生成方法，把握了形式逻辑与发展逻辑的统一性，为研究“人”的心理提供了坚实可靠的一般系统方法论基础。马克思有关于任何事物都是历史的存在的伟大论断。波普尔也认为三个世界相互作用；罗姆•哈瑞承认他所认为的三个世界的边界是历史的、可变的。总之，只有在发展中，只有在三个世界的相互作用中，才能真正把握“人”的动态生成心理系统的本质。只有以多元代替一元的具体方法体系，质性研究与量性研究相结合，各种方法在各自体系内充分发展，才能正确把握了感性、科学研究和理性之间，物质世界、精神世界和知识世界之间，感知世界、仪器世界和想象世界之间的通达关系。而哈瑞在《认知科学哲学导论》中主张的科学研究方法：描述分类方法和模型解释方法，至少对于心理学研究的实证主义阵营而言，不失为一种科学的方法。

世界标准日范文篇4

　　为了庆祝世界标准日，ISO理事会于1978年9月召开会议通过决议，“理事会希望看到世界上有最大规模的标准化宣传活动。决定在每年10月14日庆祝世界标准日，并鼓励ISO成员在他们的国家里庆祝这个日子，规模越大越好”。此后，每年的10月14日，就成为了世界各国标准化工作者开展宣传标准化，举行纪念活动的盛大节日。

　　我国自从1978年重新进入ISO以后，每年的10月14日世界标准日，全国各大、中城市都要举办各种形式的报告会、座谈会、纪念会，紧密结合当年ISO的世界标准日的宣传主题，广泛宣传标准化活动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高人们的标准化意识。

　　从1970年10月14日第一届世界标准日起，至今年已经是第33届。在第23届世界标准日以前，均是由ISO和IEC主席联合发出祝词，从第24届开始，国际电信联盟（ITU）也参加了世界标准日的纪念活动，由ISO和IEC主席及ITU秘书长联合发出祝词。从第17届起，世界标准日祝词开始赋予了主题，以突出当年世界标准日的宣传重点。以下是第17届至今世界标准日的主题：

　　1986年第17届：国际标准化

　　1986年第18届：国际标准化

　　1988年第：国际标准化

　　1989年第20届：卫生技术标准

　　1990年第21届：国际标准为世界免遭破坏所起的作用

　　1991年第22届：劳动安全

　　1992年第23届：国际标准---打开市场的关键

　　1993年第24届：全球标准使信息处理更快更好

　　1994年第25届：标准与消费者---一个更加美好世界的伙伴

　　1995年第26届：一个移动着的世界

　　1996年第27届：呼唤服务标准

　　1997年第28届：世界贸易需要国际标准

　　1998年第29届：标准在日常生活中

　　1999年第30届：矗立在标准上的建筑

　　2000年第31届：国际标准促进和平与繁荣

　　2001年第32届：环境与标准紧密相连

　　2002年第33界：一个标准一次检验全球接受

世界标准日范文篇5

　　英国科学哲学家吉勒斯不久前在他的一部新著《20世纪的科学哲学：四个核心论题》中认为，20世纪的科学哲学主要集中于下面四个主题的讨论：(1)归纳主义和对它的批判；(2)约定论和迪昂-奎因命题；(3)观察的本性；(4)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划界。他还进一步指出：“虽然所有这四个主题对科学的分析都是重要的，但只有划界问题才是关系到超出科学王国范围之外的普遍知识的论题。”[1]所以，在科学哲学中，划界问题往往被人们认为是衡量一种科学哲学学说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

　　科学划界问题其实不限于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按波普尔的说法，划界问题是一个“在经验科学的陈述或陈述系统与一切其他陈述（不论宗教性的，形而上学性的或干脆是伪科学的）之间划一条线的问题（就尽可能做到而言）”

　　[2]。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可以说，远至巴门尼德时代，西方哲学家就认为，区分知识与纯碎意见、实在与显象、真理与谬误是重要的。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就存在着一个把科学与形而上学、宗教以及其他非科学和伪科学意识形态区分开来的问题。虽然划界问题由来已久，但这个问题真正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倒确实是本世纪的事情。这是因为：

　　首先，本世纪人类社会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科学不仅几乎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且也获得了从未有过的权威地位，似乎成了衡量任何事物正确与否的标志。这就使得一些非科学甚至反科学的意识形态、江湖骗术都企图披上科学的外衣，一时鱼目混珠、泥沙俱下，清除这类貌似科学、实则严重财坏科学声誉的伪科学已成为当务之急。

　　其次，本世纪初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诞生为标志的物理学革命使人们对科学基础认识的传统观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迫使人们重新审视科学的本质。这就不得不把科学与其他知识形态进行更加深入的比较，并试图找出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

　　第三，逻辑实证主义继承了自孔德以来的“拒斥形而上学”的传统，并极力从逻辑和方法论上寻求划分科学和形而上学的标准。这个问题由于本世纪上半叶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日增而引起哲学界的广泛关注，许多科学哲学家都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从而使其成为本世纪科学哲学的主题之一。

　　虽然本世纪科学哲学中讨论的科学划界问题一直是围绕诸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地质学等经验自然科学而展开，其标准也主要是针对这些学科的特性而制订的，但有关社会科学的划界问题，或社会科学的科学性问题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逐渐成为划界问题这一主题下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之一。社会科学划界问题在本世纪之所以变得越来越重要，有其历史的原因。

　　首先是本世纪的历史与现实使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深刻感到了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本世纪至少有三件震撼全球的大事与社会科学有关：一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极大地改变了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二是凯恩斯经济学的应用对资本主义世界摆脱20—30年代严重经济危机起了重大作用，开创了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先河；三是法西斯主义的滋生与蔓延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人类遭受了一次空前的浩劫。虽然这些历史事件的发生有其深刻和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当时社会条件）的原因，但人们无法否认上述社会科学或伪科学“成果”所起的重大作用。时至今日，人们已能比较清醒地认识到真正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和伪社会科学的危害。当今困扰人类生存的环境、生态、资源、人口等等问题的解决，已决不是单纯自然科学的问题，必须依赖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多学科综合研究，而任何有关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科学决策”也主要是依赖真正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即所谓“软科学”研究成果）的决策。

　　其次，本世纪社会科学现代化进程日益加快。社会科学像自然科学一样，也是在哲学的母体中孕育并逐渐分化出来的。

　　本世纪从经济学开始，社会科学日趋成熟，并逐渐走上现代化的进程，有些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已开始具备了过去只有自然科学所具有的形式化和定量化的特征，其标志是本世纪30年代计量经济学的诞生。不过，直到1947年萨缪尔逊在他所发表的《经济分析基础》一书中才明确论证，经济学只有通过把文字表述变为数学命题才能取得进展。1971年2月，美国哈佛大学的卡尔·多伊奇等人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对从1900年到1965年社会科学中62项成就的研究表明，本世纪早期的成就全是理论性或定性的，而后来的成就甚至早期发现的后来发展，都主要是数学和统计方法的革新，或者是由定量方法推导出的理论，诸如信息论或经济学中的增长模式，只有个别的例外。他们认为：

　　定量的问题或发现（或者兼有）占全部重大进展的三分之二，占1930年以来重大进展的六分之五，完全非定量的文献——认识新的模式但没有任何明确的定量问题的含义——在整个时期中是稀少的，而自1930年以来特别稀少。[3]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根据上述情况指出，社会科学的定量化正是1940年以后社会科学获得新的威望和影响的理由之一。随着尖端新技术的急剧进展，特别是在引进计算机以后，理论不再仅仅是一些观念或辞藻，而是一些可以用经验和可检验形式加以阐述的命题，再用专门的术语来说，社会科学正在变成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硬”科学。（同上）

　　值得指出的是，本文强调形式化和定量化是社会科学迈向现代化的一个标志，并不是说所有社会科学都要形式化和定量化了才算现代化或算是成熟科学了，即使是自然科学也不能完全形式化和定量化，也有一些需要定性解释的内容，如量子力学物理诠释问题。任何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一定要建立在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至于何时用什么方法，用到什么程度才合适，这要看解决什么科学问题而定。[1]我这里只是想表明，只有当一门学科变得成熟起来、变得特征鲜明时，它的划界问题才有取得进展的可能性。

　　二

　　既然社会科学的划界问题已经变得如此重要和可能，那么，究竟应当运用一些什么标准来给社会科学划界呢？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能否应用现今科学哲学界已充分讨论过的、主要是以自然科学为例得出的那些划界标准。有人认为社会科学不能应用自然科学的划界标准，一个原因是因为社会现象远比自然现象复杂得多，而且具有不可重复性，因此难以用实验来检验。这种说法当然有一定道理，国内外对这个问题已有很多讨论和论述，尤其是从社会认识和自然认识联系与区别的角度研究得比较深入，这里不想重复；我只是想从科学哲学划界问题的角度，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陈述或陈述系统的比较中再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对于任何特定时期人类的认识而言，无论是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都是很复杂的，例如，天气变化就是一个涉及到大量随机因素的极其复杂的过程。人们不可能穷尽对客观事物的所有认识。因此，无论是自然科学的陈述系统还是社会科学的陈述系统，都不可能是对它所要反映的客观对象的详尽无遗的完整描述，而只可能是对忽略了许多次要因素的理想化状态模型的描述，或者说，是对客观实际状态某种程度的近似反映。

　　例如，物理学中几乎所有的定律都是在假定存在诸如“完全弹性碰撞”、“绝热状态”、“理想气体”、“刚体”、“质点”等等理想状态下得出的。物理学把理想的实体作为研究对象，而这种理想实体不具有真实实体的那种属性，正是这些属性使得关于真实实体的那些运动定律变得异常复杂，有时甚至几乎无法应用。例如，理想气体状态方程为：

　　PV=RT任何一个物理学家都十分清楚，把这个方程应用于实际气体时只能得到近似的结果，尤其是在低温高压下会出现很大的偏差，必须改换成可以更准确表述的范德瓦尔斯方程的形式：

　　(P+a/V[2，](V-b)=RT而其中的a和b却不再是像R一样的普适气体常数，而是要靠实际情况测定的经验常数。

　　社会科学同样可以忽略许多复杂的因素得出简化的理想模型，并运用这些模型所得出的规律作出有一定精确度（当然仍然是近似的）的预测。例如，现代经济学也总是假定诸如“完全竞争”、“完全垄断”、“充分就业”、“理性经济人”等理想状态。而且许多理论最初都是从假定只有最简单的两个变量，如两种商品、两个消费者等理想状况着手分析，得出某种结果，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某些修正和发展，同样可以近似地推广到一般情况，作出某种预测并接受实践的检验。当然这种检验可能不同于自然科学中实验的检验，但仍可以得出在可允许的范围内带有一定客观性的检验结果。

　　根据普里高津等人的耗散结构理论，无论是自然系统还是社会系统，只要这个系统的行为具有足够的随机性，它的历史进程就是不可逆的。天体的演化、生物的进化和社会的发展都是不可逆的过程，不可逆并非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现象。同时，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又确实存在着大量在只考虑主要因素情况下可以重复、或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可以重复的现象，如企业的生产、学校的教学活动等等。因此，是否描述重复现象不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根本区别，甚至不是区别，关键在于社会科学是否建立起了像宇宙学理论和达尔文进化论那样的理论体系，能从更深层次上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学说就是这样一个理论体系，他发现了人类社会两对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并以此规律为基本假说来说明和预测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只是需要在进一步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充实和发展。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大量随机因素的存在，上述天体、生物、人类社会历史演化的规律都只可能是非完全决定论的统计因果律，它可以对过去已发生事件作出较准确的说明和推测并预言历史发展的趋势，但并不能对未来单一历史事件作出准确的预测。例如，达尔文进化论不可能对哪一个具体物种何时会发生演变、下一个新物种是什么样子作出准确预测。同样，马克思主义可以预言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但不可能准确预言哪一个国家在什么时侯会发生社会形态的转变。历史演化规律不同于像牛顿力学那样的决定论因果规律，我们不能运用对单一历史事件进行检验和据此进行单纯形式逻辑推理的方法来证实或证伪某个历史演化规律，它只能对历史总的趋势（即大量事件的统计平均结果）作出某种程度的预测或估计。

　　三

　　许多人认为自然科学的划界标准难以应用于社会科学的最重要原因在于：自然科学的陈述系统可以不包含价值判断，而社会科学的陈述系统必须包含价值判断。

　　对这个问题必须作细致的分析。通常我们可以把科学陈述分为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是主体（人）对事物或事件的意义或重要性所作的描述和评价。可以明显看出的是，价值判断必须建立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不管主体的价值倾向是什么，没有准确的事实判断，就不可能得出满足主体需要的恰当的价值判断。因此，只要是进行科学研究，无论是研究自然还是研究社会，都必须尊重事实，也就是说，都必须“实事求是”。

　　一个完备的自然科学陈述系统中也应当包含某些价值判断，例如像“吸烟有害健康”、“现行处置核废料的方式是不安全的”、“一种新农药的使用可能要冒破坏生态平衡的风险”之类在当今科学著作和科学论文中频繁出现的陈述，实际上都是价值判断。因为像“健康”、“安全”、“风险”之类用语都是直接与人的愿望与需求联系在一起的。这类陈述与社会科学中经常看到的“在公共场所吸烟是不道德的行为”、“现在联合国安理会的维和行动对制止地区冲突往往无能为力”、“进行债券投资要冒风险”之类社会科学中常见的陈述并无本质的区别。其实“处置核废料”、“新农药的使用”之类陈述并非是对自然事实描述，而是对人类的行为与活动的描述。实际上，科学认识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人类更好地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服务的，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又只能通过人类的社会实践去完成，因此，现在任何重大科学技术成果要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都必须综合社会科学的研究。任何重大工程项目的论证和实施，也需要将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与社会科学研究综合起来考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必将达到最终的统一。这正如马克思早在1844年就预言过的：“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5]

　　看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别不在于研究主体（自然科学家或社会科学家）是否要在研究时采取“价值中立”的态度，[2]即不在于研究者是否对研究对象或研究结果的意义作出自己的评价，关键在于社会科学必然要研究人的思想和行为，要研究人们对各种事物的看法和评价，而自然科学的对象不会作出这种评价。例如，社会学研究离婚问题，绝不限于只调查统计一个地区的离婚率及其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等分布及计算其相关率等客观数据，还要了解各种人群对离婚这一社会现象的看法与态度。这当然也是可以通过访谈或问卷调查了解的客观事实，但这是不同于前面那些数据所提供的事实，它包含了研究对象（被调查者）对某一事物（离婚事象）的价值判断。我们可以称这类事实为“价值事实”，以区别于与人们主观判断无关的一般事实，并可把描写“价值事实”的陈述称为“价值事实陈述”。需要指出的是“价值事实陈述”虽然描述的是研究对象对某事物的主观看法，但这种看法一旦表露出来，就成了不可随意变更的客观事实。由于这类事实的发生和发展也存在着客观的规律性，所以，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所说：“一种现象一旦被描述下来，就有可能明显或不明显地使用一种合乎逻辑的，不以任何价值系统为转移的证明方法建立这一现象与前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5]例如，不管后人对长城的重要性如何评价，当时广大劳动人民对修筑长城是十分反感的，以致最终爆发了农民起义，这种反感的态度（价值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会以历史学家们的偏好为转移。

　　因此，从科学陈述系统的角度看，自然科学陈述系统只包括一般事实陈述（包括经验事实和定律、定理、假说等的陈述）和研究者对这些事实的意义或重要性的价值陈述；而社会科学陈述系统则包括一般事实陈述、价值事实陈述和对上述两类事实的意义或重要性的价值陈述。一般说来，科学陈述系统中的事实陈述可以与价值陈述分开构成单独的体系。由于这一部分陈述都是对客观事实（包括价值事实）的描述，完全可以独立进行检验，在社会调查研究中，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不断提高调查者的素质、改进测量手段和方法、尽量排除外界因素干扰等方法来提高测量的信度和效度。其方法与自然科学的实验虽有所区别，但基本原则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包括可检验性在内的一些适用于自然科学的划界标准基本上也适用于社会科学。尤其是当社会科学已日益现代化，并可应用现代计算和检测手段的今天，再用一些似是而非、含混模糊的语言冒充社会科学陈述，拒绝对所说事实的检验，本身就是一种伪科学的表现。

　　四

　　现在剩下的、也是最引起争议的问题是，科学陈述系统中价值判断的那部分怎么办？划界标准是否应包含这一部分？是否科学的标准就只是科学中事实陈述的标准，这对于自然科学来说，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自然科学完全可以把它的陈述系统中有关价值判断的部分交给技术去检验或实施，或交给社会科学去进一步研究，或干脆交给有关政府部门根据事实陈述去作出自己独立的（即不由自然科学家参与的）价值判断，并据此决策。例如生理学家和医学家只须提供吸烟者与癌症及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的关系和吸烟对周围环境影响等事实，让人们自己去作出吸烟是否危害健康、是否不道德等价值判断，甚至让政府和议会根据大多数人对健康的态度（这是一个价值事实）、烟草工业税收与卫生福利费用支出、劳动者因病工时损耗、吸烟导致的火灾等等（注意，这些都是社会科学的研究结果）多方面事实，综合起来去作出种种限制烟草工业发展和在公共场所吸烟的法令。

　　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前面已经进过，对于价值事实陈述，我们仍然可以按事实陈述的标准对它们进行划界，只是在检验方法上可能不同于自然科学，但仍可用大家公认的社会科学中检验可信度的方法。虽然社会科学的检验方法目前还不如自然科学成熟和可靠，但随着技术的进步，不断提高调查统计和检验的信度和效度是可能的。这不是主要的问题，关键是社会科学中研究者的价值判断，即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意义和重要性的评价，包括对调查结果的分析、评价和建议等等是否也需要一个划界标准。在许多社会科学陈述系统中，研究者的价值判断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往往是体现社会科学研究水平和创见的标志。例如，在历史学中，我们不能只满足于列举史实，甚至不能满足于发现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要求能对具体历史事件的意义和影响、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作出分析与评价，以使今人从中得到借鉴与启发；在经济学与管理学中，人们也不满足于原料、商品、工资、货币、利率、需求、供应等等之间关系的了解，而希望能据此得出诸如减少贸易逆差、减少预算赤字、治理通货膨胀、企业扭亏为盈、打开市场、扩大销路等的具体办法和措施。总之，许多（注意，不是所有）社会科学研究不仅要找出社会历史事实和这些事实之间的本质联系（规律性），还要对这些结果提出研究者个人的评价或根据这些结果提出（最好是切实可行的，即可操作的）具体建议。

　　显然，社会科学中的这些价值判断（不是价值事实陈述）虽然是研究者根据对社会历史事实（其中包括价值事实）进行研究后作出的，但仍然是研究者的主观价值判断，它与研究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本人的主观条件有密切的关系，是研究者立场、观点的体现。针对同样的事实研究结果，其他人（包括同时代和不同时代的研究者）完全可以从不同立场、观点出发作出不同的、甚至完全对立的价值判断。例如，同是秦长城，有人认为它是中华民族自立图强、反抗侵略的象征，有人却认为它是封建社会小农经济闭关自守的标志。同是离婚率升高的事实，有人认为这是妇女自主意识增强、妇女解放的象征，有人则认为这是社会风气变坏的标志等等。因此，对于社会科学中的价值陈述，我们不可能用实证科学的划界标准去评价，我们只能根据我们自己所持的价值观，即立场、观点对此作出某种价值判断，换句话说，就是不可能找到公认的、完全中立的价值标准对社会科学中的价值陈述作出一致的判断，或者说，对社会科学中价值陈述的判断，已超出了科学划界标准的范围之外。

　　既然如此，社会科学不是没有与非科学、伪科学分界的划界标准了吗？对此，我的看法是，对一项声称是社会科学的成果，可以把它的科学性与研究者的价值观分开来考虑，首先要用通常的（即也适用于自然科学的）科学划界标准去检验它的事实陈述（包括价值事实陈述）部分。这包括核对事实、检查研究方法和研究程序的合理性，检查其理论前提的事实和理论依据、检查理论内在逻辑的一致性、比较其事实结论与其他背景知识的关系，在以后的实践中检验其理论预言等等（也可以统称为实践检验的标准）。加拿大科学哲学家邦格还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标准，他认为真正的科学总试图通过不断提出新的假说和不断寻求检验而发展自己，倒是伪科学则总是宣称自己一贯正确而拒绝修改和完善自己的体系。[6]一项社会科学成果如果符合上述划界标准，我们可以基本上断定它是科学的，否则，不管有多少人把这项“研究成果”说得天花乱坠，都应当逐出科学的殿堂，最多也只能当成虚构的文学作品去欣赏。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划界标准在原则上是一致的，但检验手段和方法各有特色，如自然科学的实验与社会科学的实地调查性质类似，但方法上有很大差异。再者，划界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理论的进步、实践的发展而有所发展和变化。在这一点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也都是一样的。

　　其次，在肯定其科学性的前提下，对那些含有价值判断的社会科学成果中的价值判断可作如下两种情况分别对待：

　　(1)对带有措施、建议等性质的价值陈述可再作进一步的可行性论证（前述肯定其事实陈述部分的科学性已是可行性研究的一部分）。即转入对这些措施、建议的具体实施条件是否具备、相应背景知识和技术是否配套、是否具有可操作性等技术问题的讨论，以便于转化为一种可操作的社会技术。

　　(2)对有关意义和重要性等带有主观评价色彩的价值陈述则只好根据当时当地社会公认的价值标准去评议，或评议者以自己的立场、观点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对价值陈述本身无法作出、也不应当要求作出统一的标准和要求。但不管这种评议的结果如何，都不会影响已经过前述科学划界标准检验过的社会科学成果的科学性。例如，不管什么权威人物对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如何批判，“新人口论”仍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而某些建立在主观臆断基础上的所谓“科学学说”，即使靠权势人为地制造某些既成事实的假象，最终也将被社会实践的事实剥去科学的外衣，如当年纳粹打着科学旗号宣扬的种族主义，不管其重复多少次、借助武力肆虐多久，终归被历史证明是反科学的谎言。而且，这些价值判断本身也将成为价值事实，成为他人或后人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

　　主要参考文献

　　[1]Gillies，D。：PhilosophyofScienceintheTwentiethCentury：FourCentralThemes，Oxford，Blachwell，1993，P。153.

　　[2]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55页。

　　[3]见丹尼尔·贝尔：《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

　　[5]Parsons，T。：TheStructureofSocialAction，NewYork，1958，P。594.

　　[6]参见（加）马利奥·邦格：“什么是假科学——只有检验许多特征才能明确区分假科学与科学”，《哲学研究》，1987年第4期。

世界标准日范文篇6

　　归纳问题也可以被表述为如何确立根据经验得出的全称陈述真理性的问题，经验科学的假说和理论系统就是这样的全称陈述。因为许多人相信这些全称陈述的真理性是“根据经验得知的”；但是，显然，观察或实验结果的经验的记述，首先只能是单称陈述，不能是全称陈述。因此，人们说从经验得知一个全称陈述的真理性，意思常常是这样：我们能用某种方法把这个全称陈述的真理性还原为一些单称陈述的正确性，而这些单称陈述根据经验得知是真的；这就等于说：全称陈述是以归纳推理为基础的。因此，问是否存在已知是真的自然定律不过是用另一种方法问归纳推理在逻辑上是否证明为正确。

　　在我详细论述这个观点（可以称为“演绎主义”，以与“归纳主义”相对立）以前，我首先必须将涉及经验事实的知识心理学和只与逻辑关系相联系的知识逻辑清楚地加以区别。因为对归纳逻辑的信仰多半是由于心理学问题和认识论问题的混淆。顺便说一下，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混淆不仅对知识的逻辑而且对知识的心理学同样带来了麻烦。

　　在最初阶段，设想或创立一个理论，我认为，既不要求逻辑的分析，也不接受逻辑的分析。一个人如何产生一个新的思想（不论是一个音乐主题，一个戏剧冲突或者一个科学理论），这个问题对于经验的心理学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对于科学知识的逻辑分析来说，是无关的。科学知识的逻辑分析与事实的问题（Kant的quidfacti［事实问题］？）无关，而只与正当或正确的问题（Kant的quidjuris［权利问题］？）有关。它的问题是下列这一类的：一个陈述能被证明为正当吗？假如能够，则如何证明？它是可检验的吗？这个陈述在逻辑上是否依赖于某些别的陈述？或者与它们相矛盾？为了能以这种方式对一个陈述进行逻辑的考察，这个陈述必须已经被提到我们面前。必须有人已经表述了它并将它交付逻辑的考察。因此，我要在设想一个新思想的过程与逻辑上考察它的方法和由此得到的结果，这二者之间加以截然的区别。关于知识的逻辑（与认识的心理学相区别）的工作，我假定它仅在于研究在系统的检验中运用的方法，每一个新思想必须经受这种检验，如果要对它加以认真考虑的话。

　　我们可以（如果我们愿意）区别出四条不同的检验理论的路线。第一，在这些结论之间加以逻辑的比较，以此来检验理论系统的内部一致性。第二，考察理论的逻辑形式，目的是确定这理论是否具有经验的或科学的理论的性质，或者它是否是，比如重言的命题。第三，同其他的理论作比较，主要目的是确定，假如这理论经受住我们的各种检验，它是否构成科学上的进展。最后，通过能从理论推导出的结论的经验应用来检验理论。这最后一种检验的目的，是要找出理论的新推断（不论它自认为如何新法）耐受实践要求考验的程度。这种实践要求或是由纯科学实验引起的；或是由实际的技术应用引起的。在这里，检验的程序也是演绎的。我们借助其他过去已被接受的陈述，从理论中演绎出某些单称陈述，我们称作“预见”，特别是那种易检验或易应用的预见。从这些陈述中，选取那些从现行理论中不能推导出的，特别是那些与现行理论相矛盾的。然后我们将它们与实际应用和实验的结果相比较，对这些（以及其他）推导出的陈述作出判决。假如这判决是肯定的，就是说，假如这些单称结论证明是可接受的或被证实，那么，这理论眼下通过了检验，我们没有发现舍弃它的理由。但是，假如这判决是否定的。换句话说，假如这结论被证伪，那么它们之被证构也就证伪了它们从之合乎逻辑地演绎出来的那个理论。

　　老式的实证主义者只愿意承认那些他们所谓“导源于经验”的概念（或观念、思想），才是科学的或合理的；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些概念可以在逻辑上还原为感性经验要素，如感觉（或感觉资料）、印象、知觉、视觉或听觉、记忆等等，现代实证主义者更明确地认为，科学不是概念的系统，而是陈述的系统“。因此，他们只愿意承认这样一些陈述是科学的或合理的，它们可以还原为基本的（或“原子的”）经验陈述——还原为“知觉判断”，或“原子命题”，或“记录语句”，如此等等”。很清楚，隐含着的划界标准就是要求归纳逻辑。

　　因此，任何把绝对确定的不可改变的真的陈述看作科学的目的和目标的人，一定会拒绝我在这里提出的建议。下面这样一种人也会拒绝，他们认为“科学的本质……在于它的尊贵”，他们认为这种尊贵寓于科学的“整体性”和“实在的真理性和本质性”中。他们大概不会认为现论物理学具有这种尊贵，而我和其他人则认为，现论物理学是直到目前为止我称作“经验科学”的最完全的体现。

　　价值判断影响我的建议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我在犯我责备实证主义者所犯的错误——试图用谩骂来消灭形而上学。我甚至并不主张形而上学对于经验科学是毫无价值的。因为无可否认，与阻碍科学前进的形而上学思想一起，也曾有过帮助科学前进的形而上学思想，例如思辨的原子论。而且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问题，我想，假如没有对纯思辨的有时甚至相当模糊的思想的信仰，科学发现是不可能的。这种信仰，从科学的观点来看，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因而在这个限度内是“形而上学的”。

　　虽然我发出了这些警告，我仍然认为知识逻辑的第一项任务是提出一个经验科学的概念，这是为了使现在有点不明确的语言学的用法尽可能地明确，也是为了在科学和形而上学观念之间划下一条清楚的界线——即使这些形而上学观念可能在科学的历史中，曾经促进过科学的进展。

　　7.“经验基础”问题

　　假如可证伪性作为划界标准是可应用的，那么就必须得到在证伪推理中可作为前提的单称陈述。因此，我们的标准似乎只是变换一下问题——使我们从理论的经验性质问题退回到单称陈述的经验性质问题。

　　然而，即使如此，我们也有所收获。因为在科学研究实践中，与理论系统相联系的划界问题有时是迫切需要解决的，而至于单称陈述，则很少对它们的经验性质产生怀疑。的确，会发生观察的错误并因而产生假的单称陈述，但是科学家几乎从来没有理由把单称陈述称作非经验的或形而上学的。

　　假如我们把这问题的心理学方面同它的逻辑、方法论方面清楚地区分开来，我想也能找到这问题的解决办法。我们必须区别下列两方面：一方面是我们的主观经验或我们的确信感，它们决不能证明任何陈述（尽管它们可以作为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是客观的逻辑关系，存在于各种科学陈述系统之间和每个系统内部。

　　“客观的”和“主观的”是在历史上充满着各种矛盾用法和无结论、无休止讨论的哲学术语。

　　Kant或许是第一个认识到：科学陈述的客观性是和理论的构建——和运用假说和全称陈述密切相关的。只有当某些事件能按照定律或规律性重复发生时，像在可重复的实验里的情况那样，我们的观察在原则上才能被任何人所检验。在我们重复和检验它们之前，我们甚至对自己的观察也不大认真对待，也不承认它们是科学的观察。只有根据这些重复，我们才确信我们处理的并不仅是一个孤立的“巧合”，而是原则上可以主体间相互检验的事件，因为它们有规律性和可重复性。

世界标准日范文篇7

　　1、继续推动全市质监系统法治文化建设，培育质监法治文化，营造全系统良好的法治氛围。

　　2、落实《2015年度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法律知识培训计划》。组织机关工作人员和行政执法人员深入学习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复议、诉讼等方面的行政法律法规和质监专业法律知识，开展质监专业法律知识考试，提高执法人员的知法、守法、用法意识和水平，行政执法人员参加专业法律知识考试人数不低于在职行政执法人员总数的95%。组织全局行政执法人员参加市政府法制办行政执法证件年检培训考试，参加人数不低于在职行政执法人员总数的95%。

　　3、加强对质量技术监督新的法律法规的宣贯工作。重点加强对《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检疫行政许可实施办法》、《河北省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规定》等新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宣贯培训，通过举办讲座、培训班等形式，做好宣贯和培训工作。

　　4、以《产品质量法》实施二十周年为契机，加强质量法制宣传教育，形成政府重视质量、企业追求质量、社会崇尚质量、人人关心质量的良好质量安全法治氛围。

　　5、开展对法制管理人员的法制宣传教育，进一步提升法制管理人员的履职能力。通过举办法律问题专题研讨会、行政执法案例典型分析会和法制业务骨干培训班等活动，研究解决法制管理中的法律问题，重点培训法制人员应对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的能力，提高法制管理人员的业务技能。

　　6、对生产企业开展质量法制宣传教育，提升企业的主体质量责任意识，增强生产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诚信守法和依法生产、依法经营的意识。

　　7、积极组织征订各类普法教材，为普法工作提供学习资料。

　　8、组织开展“六五”普法中期检查。研究制定工作方案及检查评分标准，组织开展“六五”普法中期检查。各单位要按照市局部署，及时组织自查和检查，及时发现问题，总结经验，促进工作落实。

世界标准日范文篇8

　　【关键词】产褥期妇女心理健康SCL-90评分出现率

　　AStudyontheMentalHealthStateofFemalePuerperiumAndCountermeasure

　　【Abstrat】Objective：Toexplorenegativerelatedfactorstoscl-90ofFemalePuerperium，thattheobstetricsthedoctorsupporttowomeninperiodofgestationis。Methods：300femalepuerperiumthatistheobstetricsthedoctorsupportedinperiodingestationwearinvestigatedwithscl-90Results：Obstetricsdoctorthementalstatesupportlowersthemalesymptomininsideinwomeninperiodinchildbed(>43)appeartherate，accountfor45.33%ofcommunity。Conclusion：Obstetricsdoctorthementalstatesupportlowersthemalesymptomininsideinwomeninchildbedperiodofemergencerate；increasechildbedperiodwomenmentalstatehealthlevel。

　　【KeyWord】FemalePuerperiummentalstatehealthmentalstateobstaclegradepointsSCL-90appeartherate

　　妊娠分娩是重大的生活事件给妇女身心带来应激反应，使产褥期妇女心理健康水平偏低[1]。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分娩过程随着社会发展，国家及医疗界已相当重视，但是十月怀胎的妊娠过程中产科医生同时提供心理支持融入日常工作的做法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1对象

　　采用2005年1月到2006年10月间于霸州市第一医院及霸州市妇幼保健院孕检及分娩的妇女作为研究对象。年龄分布：被研究对象平均年龄24.77±4.37岁，最大年龄37岁，最小年龄21岁。文化程度：文盲10例，小学59例，中学198例，大学63例。婚姻与生育情况：夫妻双方初婚者261例，丈夫再婚28例，产褥期妇女本人再婚9例。夫妻双方再婚2例。

　　2方法

　　2.1工具本研究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为测查工具[2]。

　　2.2心理干预方法将孕前保健的早孕妇女随机抽取338名进行心理干预，每次孕检时，医生与孕妇交流时间大于35分钟，除行常规孕期保健外，还倾听孕妇身体变化带来的不便，指导她们乐观而平和的处理家庭及社会关系，合理运动。338名早孕妇女中，失访19名，中期流产4例。

　　2.3对照组的选择随机抽取在霸州市第一医院及霸州市妇幼保健院孕检及分娩的产褥期妇女304名作为对照组测查SCL-90评分。

　　2.4调查由产科医生按个别访问的方式向产褥期妇女讲解统一的指导语和填写方法，再填写问卷答案。将所有的问卷收回后，干预组剔除漏答题数在5个以上的问卷11份，答案明显带有应答一致性偏差的问卷4份，得到有效问卷300份，问卷回收率是88.8%。对照组剔除答案明显带有应答一致性偏差的问卷4份，得到有效问卷300份，问卷回收率是98.7%。借助社会统计软件SPSS11.0进行数据录用，并做x2检验，t检验。

　　3结果

　　3.1总体指标产褥期妇女经产科医生心理支持后与空白组对照在SCL-90总体指标上的t检验结果表明，其阳性反应项目数，总体阳性反应程度皆低于空白对照组产褥期妇女，且达到显著水平（P<0.001）。

　　表1心理干预组与空白对照组产褥期妇女总体阳性反应比较（略）

　　3.2阳性症状者及心理问题的检出率若以常模的阳性项目均数加一个标准差（24.92±18.41）作为划界标准（即24.92＋18.41=43.33），凡阳性项目数超过43的列为阳性症状者，干预组136人，空白组256人。结果x2=105.97，P＜0.05，说明阳性症状者在干预组产褥期妇女中的出现率较低，达整个群体中的百分率分别为45.33%、85.33%。这表明产科医生心理支持使产褥期妇女心理健康水平提高，见表2.

　　表2心理干预组与空白对照组产褥期妇女总体阳性反应项目数比较（略）

　　3讨论

　　SCL-90（90项症状自评量表）评分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心理健康测试量表之一，是当前使用最为广泛的精神障碍和心理疾病门诊检查量表，本测验适用16岁以上的对象。SCL-90评分对有心理症状（即有可能处于心理障碍或心理障碍边缘）的人有良好的区分能力。适用于测查某人群中哪些人可能有心理障碍、某人可能有何种心理障碍及其严重程度如何。可用于临床上检查是否存在身心疾病，各大医院大都使用本测验诊断患者的心理和精神问题。本测验不仅可以自我测查，也可以对他人（如其行为异常、有精神或心理疾病的可能）进行核查，假如发现得分较高，则表明急需治疗。

　　妊娠分娩作为重大生活事件，作用于产褥期妇女会引起一系列的应激反应，个体对这一生活事件的认知评价直接影响产褥期妇女的身心健康。社会支持是指个体与社会各方面包括亲属、朋友、同事、伙伴等社会人以及家庭、单位、党团、工会等社团组织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联系程度。产科医生是社会支持的重要组成部分。

　　产科医生延长与患者会面时间可以更好的为患者提供健康教育、医疗卫生知识，宣讲妊娠分娩的生理卫生，心理将面临的压力，改变对妊娠分娩的不良认知，提高心理素质，学会情绪调节，从而减轻不良心理刺激的影响，以利于身心健康[3]。

　　产褥期妇女产后胎盘和脑垂体急剧退缩，绒毛膜激素迅速减少，引起孕酮分泌障碍和比例失调等生理因素有关。Jarrahitodek认为产后雌激素与黄体酮含量急剧下降的产生与精神障碍有一定关系[4]。

　　邹余粮等研究的产妇分娩时和产褥期心理状态及保健对策提出了分娩过程及产褥期心理关怀，心理指导及分娩过程中心理指导，放松训练和分娩过程中的导乐式服务，对保证产妇分娩的顺利进行及提高产褥期妇女的心理健康水平进行了详细论述[5]。

　　此项调查数据显示，产褥期妇女在SCL-90总分、总症状指数、阳性项目数都显著低于对照组。产褥期妇女经产科医生心理干预后与对照组在SCL-90总分指标上的t检验结果表明，其阳性反应项目数、总体阳性反应程度皆低于对照组产褥期妇女，统计学差异有显著性（P<0.001）。产科医生心理支持与产褥期妇女（SCL-90）评分呈明显负相关。

　　此项调查数据显示，阳性症状者及心理问题的检出率，若以常模的阳性项目均数加一个标准差（24.92±18.41）作为划界标准（即24.9218.41=43.33），凡阳性项目数超过43的列为阳性症状者，整个群体中的百分率干预组为45.33%，对照组85.33%。结果x2=105.97，P<0.05，统计学差异有显著性。说明阳性症状者在干预组产褥期妇女中的出现率较低。这表明产科医生在妊娠期的心理支持使产褥期妇女心理健康水平提高。以上情况说明产褥期妇女的精神健康问题值得医学界及社会的重视。应该从妊娠期开始良好的心理咨询及心理关爱，使她们的精神在产褥期保持良好状态，健康地面对生活，为社会提供良好的家庭氛围和育子环境。

　　根据此项研究，作为产科医生应该改变原有的陈旧服务模式，特别是必须抛弃冷酷的工作作风和生硬的工作态度，加强为民服务理念，热情服务，养成为病人提供积极心理暗示的工作习惯。也为卫生部门领导增加产科工作人员提供了理论支持。

　　【参考文献】

　　[1]王双富。产褥期妇女心理健康的现状[J]。中国医学杂志，2004，6：360～361.

　　[2]汪向东。心理卫生评量表手册[M]。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增订版）1999，12：31.

　　[3]姜乾金，主编。医学心理学[M]。第1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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