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州词王翰

凉州词王翰篇1

　　2、出处：

　　《凉州词二首·其一》

　　作者：王翰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凉州词王翰篇2

　　嘉靖二年（1523年），徐阶考中进士，被授以翰林院编修的职务。世宗朱厚璁听从内阁大学士张孚敬（即张璁）的建议，想去掉孔子的王号，同时想降低祭祀孔子的标准，于是让众翰林讨论这件事。由于当时张孚敬大权在握，诸翰林谁也不敢多说话，只有徐阶一人站出来反对。张孚敬很生气，便把徐阶叫来训斥，未想徐阶并不示弱，与之据理抗争。张孚敬勃然大怒，大声说：“你想背叛我？！”徐阶从容说道：“背叛的前提是依附。我从来没有依附过你，何来背叛一说？”噎得张孚敬直翻白眼。

　　水太凉了

　　眼见国家败亡，柳如是劝老公钱谦益：“大厦将倾，国将不国，您是大明的重臣，只有以身殉国，才能保全名节，流芳百世啊。”听罢此言，钱面色惨白，默然无语。柳如是十分失望，于是疾步冲向栏杆，欲投身院中荷花池里自尽。情急之下，钱一把将其抱住，声泪俱下，苦苦哀求，并满口答应一定殉国。钱于是遍告亲朋故旧，亲自率领家人载酒泛舟，并于船上宣布：将效法屈原，投江报国。一番豪言壮语之后，钱谦益开始寻找跳水的地点，然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游荡了一天，也没找到合适的地方。眼瞅着夕阳西下了，钱谦益凝望着西山的落日风景，伸出手摸了摸湖水，嗫嚅道：“水太凉，怎么办？”

　　举朝皆妇人

　　海瑞任应天巡抚时，大刀阔斧，整顿官吏，结果力度太大，属下们都很有怨言，于是便弹劾他。海瑞上疏为自己辩驳，其中有“举朝柔懦无为皆妇人”之语。内阁首辅李春芳听闻，很不以为然，有次对一个来访的扬州贡士说：“海瑞在疏中说，举朝皆妇人，那我岂不是一个老太太了？令人惶恐啊。”贡士说：“只此‘惶恐’二字，便知大人尚有大丈夫气概。”李春芳闻言，默然良久。

　　洗马，洗马

　　景泰年间，兵部尚书陈汝言退朝时，遇到了太子洗马刘定之。陈于是戏言：“你在洗马所供职，每天洗多少马？”刘定之答道：“马厩里的马都洗了，唯独大司马洗不得。”闻者为之绝倒。又一日，兵部侍郎王伟亦戏之：“先生一天洗几匹马？”刘定之答道：“大司马已经洗干净了，少司马正在洗，还没洗干净。”闻者为之噱然。杨文懿任太子洗马时，有次请假回家，路过一个驿站，驿丞不知洗马为何官，问他：“公职洗马，日洗几马？”杨文懿说：“勤则多洗，懒则少洗。”（按：太子洗马，一作太子先马，即太子的侍从官；兵部尚书，别称大司马：兵部侍郎为兵部尚书的副手，亦称少司马。）

　　万岁相公

　　明孝宗朱祐樘非常留心政事，对大臣们也很礼遇。而且朱祐樘的口才非常好，有时甚至一天三次召对大臣，让他们回答有关政事或者经义等方面的问题。召对之频繁，达到了明朝历任皇帝的顶峰，也与他的父亲明宪宗朱见深形成了鲜明对比。朱见深因为有口吃的毛病，所以很少召对群臣。有一天，不知为何，朱见深突然心血来潮，召大臣万眉州、刘博野、刘寿光等人觐见，想问询一下时政。结果吭哧半天，一句话也没说出来，诸大臣于是只得叩头山呼万岁，以掩饰尴尬的场面。自此，朝野上下都谑称朱见深为“万岁相公”。

　　于谦的妾

　　景泰年间，于谦任兵部尚书，侍郎项文曜整天巴结他，而且极尽能事。每次候朝时，项文曜都要趴在于谦的肩头耳语，好像很亲密的样子，一点也不顾忌其他人是否在场，退朝时也是如此，简直与于谦行坐不离。当时那些大臣们都私下里说项文曜是于谦的妾。

凉州词王翰篇3

　　名家·名作

　　《雁门太守行》赏析

　　从有关这首诗的一些传说和材料记载推测，可能是写平定藩镇叛乱的战争。

　　诗共八句，前四句写日落前的情景。首句既是写景，也是写事，成功渲染了敌军兵临城下的紧张气氛和危急形势。次句写城内的守军，以与城外的敌军相对比，忽然，风云变幻，一缕日光从云缝里透射下来，映照在守城将士的甲衣上，只见金光闪闪，耀人眼目。此刻他们正披坚执锐，严阵以待。这里借日光来显示守军的阵营和士气，情景相生，奇妙无比。三、四句分别从听觉和视觉两方面铺写阴寒惨切的战地气氛。时值深秋，万木摇落，在一片死寂之中，那角声呜呜咽咽地鸣响起来。显然，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正在进行。敌军依仗人多势众，鼓噪而前，步步紧逼。守军并不因势孤力弱而怯阵，在号角声的鼓舞下，他们士气高昂，奋力反击。战斗从白昼持续到黄昏。诗人没有直接描写车毂交错、短兵相接的激烈场面，只对双方收兵后战场上的景象作了粗略的然而极富表现力的点染：鏖战从白天进行到夜晚，晚霞映照着战场，那大块大块的胭脂般鲜红的血迹，透过夜雾凝结在大地上呈现出一片紫色。这种黯然凝重的氛围，衬托出战地的悲壮场面，暗示攻守双方都有大量伤亡，守城将士依然处于不利的地位，为下面写友军的援救作了必要的铺垫。

　　后四句写驰援部队的活动。描写苦战的场面：驰援部队一迫近敌军的营垒，便击鼓助威，投入战斗。无奈夜寒霜重，连战鼓也擂不响。面对重重困难，将士们毫不气馁。诗人引用“黄金台”的故事，写出将士们报效朝廷的决心。

　　李贺的诗篇不只奇诡，亦且妥帖。这首诗，用浓艳斑驳的色彩描绘悲壮惨烈的战斗场面，可算是奇诡的了；而这种色彩斑斓的奇异画面却准确地表现了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边塞风光和瞬息变幻的战争风云，又显得很妥帖。唯其奇诡，愈觉新颖；唯其妥贴，则倍感真切；奇诡而又妥帖，从而构成浑融蕴藉富有情思的意境。

　　《凉州词》赏析

　　边地荒寒艰苦的环境，紧张动荡的征戍生活，使得边塞将士很难得到一次欢聚的酒宴。有幸遇到那么一次，那激昂兴奋的情绪，那开怀痛饮、一醉方休的场面，是不难想象的。这首诗正是这种生活和感情的写照。

　　诗人以饱蘸激情的笔触，用铿锵激越的音调，奇丽耀眼的词语，定下这开篇的第一句——“葡萄美酒夜光杯”，犹如突然间拉开帷幕，在人们的眼前展现出五光十色、琳琅满目、酒香四溢的盛大筵席。这景象使人惊喜，使人兴奋，为全诗的抒情创造了气氛，定下了基调。第二句开头的“欲饮”二字，渲染出这美酒佳肴盛宴的诱人魅力，表现出将士们那种豪爽开朗的性格。正在大家“欲饮”未得之时，乐队奏起了琵琶，酒宴开始了，那急促欢快的旋律，像是在催促将士们举杯痛饮，使已经热烈的气氛顿时沸腾起来。这句诗改变了七字句习用的音节，采取上二下五的句法，更增强了它的感染力。

　　诗的三、四句是写筵席上的畅饮和劝酒。“醉卧沙场”，表现出来的不仅是豪放、开朗、兴奋的感情，而且还有着视死如归的勇气，这和豪华的筵席所显示的热烈气氛是一致的。这是一场欢乐的盛宴，那场面和意境决不是一两个人在那儿浅斟低酌，借酒浇愁。它那明快的语言、跳动跌宕的节奏所反映出来的情绪是奔放的，狂热的；它给人的是一种激动和向往的艺术魅力，这正是盛唐边塞诗的特色。

　　（赵其均）

　　说来有趣，知道王翰的《凉州词》，源于自己从书中看到的一则故事，“葡萄美酒夜光杯”，因这句诗，我便深深喜爱上了《凉州词》。

　　起初，“葡萄美酒夜光杯”是以晶莹剔透、玲珑纯净的美好画面留在我的脑海中的，年龄渐渐增长，也略读了些诗词，方知它的背景远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温馨浪漫，且越来越感受到诗境的苍凉与凝重。

　　在我看来，这首在盛唐边塞诗中颇有地位的诗作，最值得体味的是其中的一个“醉”字。多数人认为，战争类的边塞诗无外乎两类：歌颂战争或者暴露战争。但是我却总觉得王翰的这首《凉州词》很难被划分为它们中的任何一类，因为我既无法明确感受到作者对战争的赞美，也无法触摸到他浓烈的厌战情绪；也或者这两者兼而有之，所以我们便模糊了。我突然大胆地想象，是不是王翰自己也没有想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只是呈现一种真实的状态。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就不得不承认“醉”字用得奇妙无比。

　　难道不是吗？盛唐江山，地域辽阔，纵然边境受扰，也灭不掉大唐雄风，所以，一醉方休其实是当时参战将士们的豪迈胸怀。而即便是威武七尺铁甲勇士，也是肉体凡胎，阵阵催发的琵琶声使他们更多体会到激战的临近，心中有不舍，有无奈，但又能怎样，醉了或许更好，以此解忧。而一句“古来征战几人回”看似豪情万丈的宣言，其实更是对历来战争的清醒认识。所以，醉只是暂时的，是化解心绪的一种方法。这是一种戛然而止的艺术力量，那种纵情欢乐的旷达、借酒浇愁的无奈、欲言又止的矛盾，真被一个“醉”字表达得意味无穷。

　　五味杂陈，这就是“醉”字带给我们的感受，也是《凉州词》的味道。

　　链接中考

　　1.“黑云压城城欲摧”一句中“压”字妙在何处？

　　2.　请用自己的语言描述“角声满天秋色里，　塞上燕脂凝夜紫”一句笔下的画面。

　　3.　《雁门太守行》及《凉州词》两首诗都写战争，表达的情感有何不同？

　　参考答案

　　1.　一个“压”字，把敌军人马众多，来势凶猛，以及交战双方力量悬殊、守军将士处境艰难等等，淋漓尽致地揭示出来。

凉州词王翰篇4

　　关键词：王翰 凉州词 狂放悲凉 赏析

　　原文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译文：

　　精美的酒杯之中斟满甘醇的葡萄美酒，勇士们在激越的琵琶声的催促下开怀畅饮，如果我醉倒在沙场(战场)上，请君莫笑话，从古至今外出征战又有几人能回？

　　赏析：

　　王翰（生卒年代不详），字子羽，并州晋阳（今山西太原市）人。盛唐诗人。唐睿宗景玄元年（公元710年）进士。曾为汝州长史、先州别驾，累官驾部员外郎，后贬道州司马，随卒。王翰任侠纵酒，恃才不羁，为诗多壮丽之词，亦擅长绝句，在当时声望颇高。

　　王翰的《凉州词》是一首驰名边塞诗坛的七言绝句。诗里描写了将士们正要纵情痛饮却被催走上战场时的复杂心理。

　　诗的首二句，用极富于地方色彩的事来烘托边地军中宴饮气氛。

　　“葡萄美酒夜光杯”，作者利用通感的手法，从视觉和味觉两个方面，展现了庆功宴会的丰盛。“葡萄酒”，在唐代是西域的特产，用“美”字一修饰，酒香四溢，令人垂涎。“夜光杯”，据记载，周穆时，西域献光杯，杯用白玉之精制成，光明夜照。这里指精制的酒杯，以显示宴会的豪华，增添了颜色美，令人可以想象那觥筹交错、光彩闪烁的宴饮情景。

　　该诗第二句，写琵琶声急，催人出征。将士正举杯欲饮，琵琶催行。欲尽酒已不可能，马上就要去沙城，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险恶的厮杀，一场生死的决斗。“琵琶声”既是战将们筛宴的欢快旋律，又是即将痛苦告别的前奏；既说明筛席上的气氛热烈，又说明将士无奈的悲伤情绪。真正的战士，决不会惧怕战斗的来临，却不免惋惜这场豪饮的中止。所以第二句中一个“欲”字，一个“催”字，活生生地刻画了错综矛盾的情景和心情。

　　诗的后二句以以醉卧沙场的战士之口，说出一番令人深思的话。

　　催尽管催，饮还是饮，就在这临行待发的时候，还是一连狂饮几杯吧。“醉卧疆场”，展示宴会高潮，他们陶醉在杯光饮酒的欢乐气氛中，酒酣耳热，醉在平沙旷野的战场。“君莫笑”，看似平淡，实际饱含了复杂的思想情感。难得痛饮呀，我们又要出征了，琵琶又催我们上马了。由此很自然地过渡到第四句：“古来征战几人回”。遥想自古以来的征战，对照亲身即将经历的这场及其惨烈的搏杀，十分自豪地说：“请不要笑话我们残羹冷炙，喝得东倒西歪，自古以来，戍边征战的人儿有几人能平安回来啊？”短短的话语，却预示，古代边塞战事频繁，将士们为保家卫国，命不保夕，难得片刻的安宁，难得短暂的纵情欢歌，他们一出征，还能保住生命、平安回来吗？“醉卧”二字，使将士们的话语“狂”而“不妄”，醉态栩栩如生。他们纵情饮酒，带有悲壮的自言自语，与急促的琵琶声汇成一片，狂欢、无奈，不能不令人伤感。这两句历来颇多分歧，有的认为是极为悲痛之词，有的认为是略带悲凉之意，渲染了战争的残酷无情。笔者认为该诗反映的应是情绪是悲壮的：自古以来，有多少人在战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战争令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带给人们的是无尽的灾难。

　　王翰所处的唐帝国，国力富强，声威远震。作为当时军队中的战士，自然有着时代的豪情，不会逃避战斗，不会恐惧死亡，甚至怀有建功立业、猎取功名的幻想。从这句醉言中所表达出来的复杂心情，细品味，就有对战争的厌倦和不满。诗人以豪华的场面和美丽的字句掩盖着，正如战士只以醉醺醺的壮言微微泄露他的内心。

　　有人评此诗时，说“故作豪饮之词，然悲已极”。（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又有人说：“作悲伤语读便浅，作谐谑语读便妙。在学人领悟》。”（施补华《观佣说诗》）其实，这首诗既令人悲，亦令人喜；似感伤，似旷达；似谐谑，似悲愤；似欢快，似无奈。这正是这首诗以其含蓄不尽的表达方式，引起人们联想，激起人们感情共鸣的魅力所在。

凉州词王翰篇5

　　王昌龄

　　青海长云暗雪山，

　　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终不还。

　　出 塞

　　秦时明月汉时关，

　　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

　　不教胡马度阴山。

　　凉州词

　　王翰

　　葡萄美酒夜光杯，

　　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

　　古来征战几人回？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岑参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忽如一夜东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

　　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

　　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

　　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

　　纷繁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

　　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

　　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凉洲词

　　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仞山。

凉州词王翰篇6

　　中国酒业源远流长，相伴生的酒广告，从实物展销、街头叫卖。到挂望悬旗是一个飞跃，它标志着户外竖牌广告的诞生。像唐诗记载的“高高酒旗悬江门”(张籍)；“水村山郭酒旗风”(杜牧)，行者过客无不望旗停车，闻香下马，确实收到了促销的效果。随后，酒广告与酒诗结缘，无论古代还是今天，或以诗为广告词语，或用诗演义成广告短片，在酒销售上都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明代是中国城镇发展时期，城里作坊酒肆林立，酿酒业十分鼎盛，市民常以饮酒听书取乐。当时海南岛有位才子叫伯畴，有一天在酒店吃酒，被店主认出，不收其酒钱，要它写个酒望子。伯畴略加思忖，醉意朦胧地挥毫而就：“一轮明月挂半天，淑女才子并蒂莲；碧波池畔酉时会。细读诗书不用言。”店家虽不知所云，但照挂不误。结果，常年累月饮酒赏诗的人络绎不绝。原来这幅广告词，是一首字谜诗，谜底代店家承诺：“有好酒卖！”客人看后，能不坐下来喝一壶乎？！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李白的这首《客中行》，据说是游历山东时到了兰陵邑。品尝了琼浆玉液般的兰陵酒，欣然为老酒保写的一份广告。酒家将诗人对美酒色香味，和对酒具的推崇诗文挂在店门前。招徕游人骚客，效益果然不错。兰陵酒厂曾把这首诗演绎成历史故事，录制了一部酒史电视剧，每逢展销，或客商来厂、旅游观光、领导检查、同行参观等活动必放。人们看到酒仙李白豪饮此酒，也都想尝尝。从而使兰陵美酒扬名中外，销量大增。

　　葡萄原产西亚等地，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原，早在两千年前西域到河西走廊一带，就广泛栽培。西州(吐鲁番)、凉州(武威)盛产葡萄酒，戍边路经此地的唐代诗人王翰。对此大加赞赏。他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词语虽然悲壮苍凉，却逼真地描绘出巧夺天工的酒具。盛满醇香四溢的玉露白、宝石红色的酒液。千百年来这首绝唱，成了国产葡萄酒厂和酒泉夜光杯厂不花钱的广告。他们在各自的产品包装上，广告词、声明书、企业简介中，把诗句反复推介给世人，渲染了企业与产品的可信度，使其畅销全国，走向世界。

　　巧用古诗做广告，的确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至少比篡改成语的做法要形象逼真，信誉感人，而且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又不会产生歧义，使广大消费者乐于接受。这对于今天各类企业的产品促销。不无现实的借鉴意义。

凉州词王翰篇7

　　[关键词]文庙；儒学；静宁

　　[中图分类号]K928.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12-0025-05

　　文庙是祭祀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建筑物。从唐代以来，各地或即庙建学，或因学修庙，于是“庙学”连称。明代静宁州城内有两处庙学，一处是西北隅的洪武庙学，一处是东南方的嘉靖庙学，两处庙学的规模是经过多次扩增修葺形成的。

　　明初，静宁州知州欧阳信在元设儒学于州城西北隅紫极观的基础上，创建了洪武庙学。欧阳信于洪武四年(1371)任知州，在静宁任职九载，创建庙学是其主要政绩之一。《静宁州志》称“承元季丧乱，建署立学，一切创制规划，为静宁重开草昧者信也”。所谓“重开草昧”，是指他把儒学与其他宗教区分开来，最早在州城内建修了庙学。

　　洪武二年(1369)，明朝廷诏令天下郡县立学，“今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礼延师儒教授生徒，以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以革污染之习，此最急务，当速行之”，“其令天下郡县，并建学校，以作养士类”。此诏反映出朱元璋想通过科举招纳人才，充实各级官僚机构的迫切愿望。洪武三年(1370)，建立科举制度，规定以八股文取士，专取“四书五经”命题考试。洪武四年(1371)正月下诏设科取士。在朱元璋的大力倡导和强令推行下，各地掀起兴建庙学的高潮，欧阳信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创建了静宁州庙学。

　　明初，静宁州城人口稀少，读书人不太多，因此，洪武庙学中的文庙仅为三开间。随着时间的推移，静宁人口逐渐增加，崇尚科举的读书人也相应增多。到了明中期，紫极观一带儒学比道教兴盛，道教设施大部分变成了儒学的教育设施，进而行成了“前庙后学”的局面，即文庙在儒学之南。尽管有永乐十二年(1414)、天顺六年(1462)知州史信、郭增先后续建、扩建，但还是显得很窄小，与当时明代静宁州的教育快速发展状况不相适应。再加上天灾人祸，到嘉靖初年建筑损坏严重。正如胡缵宗所说：“庙坠十四，学坠十六，倾者、圯者、坳者、陷者相错，弗良于祀。”嘉靖十九年至二十一年(1540-1542)，知州李必敷与继任者李时中在州城东南选择新址，重建了一个高大宏伟的新庙学。

　　旧庙学日渐荒废，清代被改为朝贺公所。黄廷钰《静宁州志》卷5“典礼”中记载：“自州西之治平寺暨西北隅之紫极观先后为朝贺公所。”康熙五十一年(1712)，由知州黄廷钰、儒学学正高如霓等人主持扩建后，在明柱上刻有两副楹联，④歌颂皇恩浩荡，祝愿皇帝长寿，表明该建筑就是供奉“皇帝万岁万万岁”龙牌的朝贺公所。因此，清初朝贺公所实由洪武庙学改建而来。

　　永乐十二年(1414)，知州史信主持进行续建庙学，规模稍有扩大。天顺六年(1462)，知州郭增更新扩建，时任翰林侍读的刘吉为此撰写了《重修静宁州庙学记》，并被刻成石碑立在庙中。此碑是静宁文庙六碑之一，可惜在民国时期文庙内多次驻军而毁坏不存。弘治年间(1488－1505)，学正梁诏曾撰《文庙祭器记略》碑，提到“郭公增于天顺辛巳岁更加详备。其事悉于博陵刘公《庙学记》”。这个博陵刘公指博野(今河北省博野县)人刘吉。

　　刘吉是正统十三年(1448)戊辰科进士，四朝重臣，历官翰林侍讲读、翰林侍读、礼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礼部尚书、太子少保兼文渊阁大学士、太子太保兼武英殿大学士、户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少保兼太子太傅、少傅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等职，政声不佳，但博学多才，先后参与编纂《寰宇通志》、《英宗实录》、《文华大训》、《宪宗实录》等典籍。当时，身为翰林侍读的刘吉为何会为静宁州撰写《重修庙学记》。原来知州郭增与刘吉有着一层特殊的关系。郭增是直隶定州人，天顺三年(1459)由举人任静宁州知州。直隶定州即今河北省定州市，刘吉的家乡博野县与定州邻近而且同属直隶省。郭增与刘吉因地缘关系而相识，并在刘吉举荐下任知州。关系自然非同一般。

　　刘吉撰写记文究竟是在哪一年呢？要弄清这个问题有两条线索：一是郭增重修文庙的时间，二是刘吉担任翰林侍读的时间。黄氏《静宁州志・宦迹志》载，郭增于“天顺三年任知州。兴废举坠，鼎新学庙、隍庙。寻卒于官”，说明他重修文庙应在天顺三年之后。而《静宁州志・艺文志》所录的学正梁诏《文庙祭器记略》讲“郭公增于天顺辛巳岁更加详备”，天顺辛巳岁即天顺五年(1461)，《典礼志》又说“天顺六年(1462)知州郭增更新”，表明郭增重修文庙开工于天顺五年(1461)，完工于天顺六年(1462)。由此可知刘吉的记文应当写于天顺六年完工之后。刘吉任翰林侍读迟于天顺六年(1462)。天顺四年(1460)。刘吉担任太子侍讲读，不久因母丧“忧归”。“宪宗即位，召纂《英宗实录》。至京，上疏乞终，制不允，进侍读。《实录》成，迁侍讲读学士，直经筵，累迁礼部左侍郎。”明宪宗朱见深即位在天顺八年(1464)，召刘吉参与纂修《英宗实录》和晋升翰林侍读就在这一年。《英宗实录》的总裁官为李贤、陈文、彭时，刘吉也参与了纂修。成化三年(1467)八月，这部书纂修完成。这说明刘吉任翰林侍读是在天顺八年至成化三年(1464－1467)，那么他撰写记文就只能在这四年当中。天顺八年(1464)，刘吉守孝结束，且又任翰林侍读，按理撰写记文应距郭氏重修文庙完工时间也不会太久，最合理的时间当是天顺八年(1464)升迁翰林侍读之时。

　　在郭增更新之后，弘治五年(1482)，知州侯明、熊应周接替修葺洪武庙学。嘉靖十二年(1533)，四川嘉定人刘琉任知州，在任期内重修文庙并创建了乡贤祠和名宦祠。《静宁州志》记载：“琉勤教养，修废举坠，懋绩丕著。后升湖广襄阳同知。及去，州人赋诗饯别，攀辕不忍舍也。”

　　刘琉创建静宁州乡贤祠和名宦祠的时间需要讨论。创建二祠与修建州城东关关城在一起，樊鹏《创修东关记》中说：“嘉靖乙未冬，静宁州知州刘琉奉移文报成关城。奉总制唐公、抚军黄公命也……作事于嘉靖十四年三月十三日，毕务于八月二十五日”，“又推其余力，新文庙斋居，创名宦乡贤祠……治成，今升襄阳府同知。”总制唐公即唐龙，嘉靖十一年(1532)“总制三边军务，兼理振济”。樊鹏明言静宁州乡贤祠、名宦祠的创建在嘉靖十四年至十五年(1535-1536)。康海《乡贤祠记》亦载：“嘉定刘公知静宁州之三年，民安吏畏。礼教聿兴，乃集其士大夫、耆旧谋之。”所谓“知静宁之三年”即嘉靖十四年(1535)。静宁乡贤祠始建在此年。

　　刘琉为什么要创建乡贤祠、名宦祠？赵时春《名宦 祠记》载：“今天子建元十有余年，海内风向，饬典礼制诏守令，于诸学宫建名宦乡贤祠，春秋举祠焉。所以劝贤昭烈，启佑后人，德音甚备。”就是说这事是由皇帝命令各地修建的。诏令一下，全国各地的文庙学宫中都出现了名宦祠和乡贤祠，静宁州自然也不能例外。赵记又称“提督军务、兵部尚书兼都御史兰豁唐公，上承下教，敷政爰发。于是奉直大夫知静宁州事嘉定刘君琉，祗承明命，董作建室”，明言此举上奉皇帝诏命和三边总制唐龙的命令，下得静宁州士绅的支持，诚然是“列妥英灵，允协郡望”。

　　二祠建成后，刘琉又请康海和赵时春撰写碑记。武功人康海是弘治十五年(1502)殿试状元，与李梦阳、王九思等号称才子，以文学知名天下。因与刘谨同乡。刘谨败后受到牵连而落职回乡居住。刘琉请康海撰写《乡贤祠记》时，这位状元公年已60余岁，在老家居住。康海记文说：“祠工既讫，州守刘君遣使征予为记，刻之贞珉，用垂不朽，以告后裔。”由于康海是弘治十五年(1502)殿试状元，静宁的读书人就把“静宁州乡贤祠记碑”称之为“状元碑”。平凉人赵时春嘉靖五年会试第一，历官户部主事、兵部主事、山东兵备佥事、副都御史、山西巡抚等职。他“读书善强记，文章豪肆，与唐顺之、王慎中齐名”。赵氏此时正致仕闲居在平凉家园“桃花坞”，与康海曾有来往，关系较密。他应刘琉之邀撰写了《名宦祠记》，记文说：“刘君即得太史对山康子之文，以志其乡之献哲。复征余文，以志诸名宦于碑。”

　　嘉靖时期，李必敷和李时中通过多方努力，在州城东南迁建了新庙学。这个庙学在静宁称嘉靖文庙。使人疑惑的是为何在刘琉重修五年就要废弃旧庙学建设新庙学，这难道不是劳民伤财吗？事实上，迁建新庙学正是静宁州广大民众的强烈愿望。明胡缵宗《迁学庙记》说：“其宣圣庙与学……垂百年矣，庙坠十四，学坠十六，倾者、圮者、坳者、陷者相错，弗良于祀，而敷教之师弟子病焉，乃具状以自于州大夫李守(必敷)。”

　　新、旧庙学的差别很大，布局、规模不能同日而语。旧庙学中“庙附于学”，南院文庙呈一路格局。主要建筑大成殿为三开间；其北面是学宫，主要建筑明伦堂为五开间。大成殿和明伦堂相对窄小，并且“庙逊于学”。两个院落本来就不是太大，里面还添建了敬一亭、崇圣祠、名宦祠、乡贤祠、致斋所以及学正、训导等教职人员的居所。非常拥挤。新庙学的布局仿曲阜孔庙的三路格局，一庙两宫：中路文庙两进院落，依中轴线自南而北顺次为先师庙门、泮池、戟门、大成殿。戟门两侧分别是名宦祠和乡贤祠，外为前院，内为内院，内院东西是廊庑。大成殿后又有儒学训导居住的小院子。

　　新庙学“庙伟而尊”、“学前而宏”。克服了旧庙学“庙前学后”、“庙小学逊”的缺陷。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是明代中期静宁州人口发展较快，学子数量大增。廪生数额早在明太祖敕建儒学之初已确定，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读书人数不断增加，宣德以后便在原定额外增设了增广生，并确定了增广数额，其中州学增30人。其后又于额外增取，出现附学生员。附学生员没有数额限制，只要经过考试就可补充为廪生和增广生。到明中期，狭窄的旧庙学已不能适应教育的发展形势，扩建庙学或迁建一个大规模的新庙学成为必然。师生们呈状知州李必敷，要求“崇庙肃学”。

　　李必敷于嘉靖十五年(1536)接替刘琉任静宁州知州。不到五年的任期内，他始终关注庙学迁建问题，“乃具状，上于巡抚都御史赵公”，争取支持，解决经费之困难。这个赵公即正德辛巳年间(1521)进士、河南开州(今濮阳县)人赵廷瑞，时任陕西巡抚。尽管他认为庙学“不弘不敞”，不独静宁一地如此，最终还是批复了呈文，“乃下分守行省议若费”，初步解决扩建庙学的经费。嘉靖十九年，赵公莅静巡视，州学正郝应元及训导、教谕以及学子们纷纷请求迁建庙学。他实地观看了洪武庙学的情形后，明确答复“修既可，迁亦可”，“复下分守行省益若费”，增加建新庙学的经费。

　　继任知州是山西平定(今太原)举人李时中，“勇决有为，其迁学修城，尤表表者”(黄氏《静宁州志・宦迹志》)。迁建庙学的事儿定了，经费也解决了，他到任后立即着手选址。在城内东南调查民户侵占官地案中，他发现这处官地建新文庙比较合适，只是面积不够大，就与民户商量，以低廉价格购买下周围的民地。而后再次向陕西行省呈文，请求批准选址。时过一年竟无回文，时不待人，李时中慨然说：“祀为重。教为先，庙弗新，学弗辑，守之责也！崇斯庙，肃斯学，守之责也！事何可缓？工何可懈？”嘉靖二十(1540)年初夏卜定吉日良辰，开工修建新庙学。工程进行中，时任陕西提学使王邦瑞莅静视察学校，了解到工程进展缓慢是因为批文未到，立即书面报告巡抚赵廷瑞。赵公催促分守行省批复。准许在新址建庙学，使李时中和静宁州学子们的压力顿时消失。当时嘉靖皇帝推崇道教，有意贬低孔子，如果未经批准而私建文庙要受严厉处分。在巡抚赵廷瑞、提学使王邦瑞的大力支持下，工程进展很快，当年秋天就建成了中路的文庙与东路的崇圣祠，嘉靖二十一年(1542)夏，建成了西路的学宫。

　　嘉靖庙学仿照曲阜孔庙三路格局，并按实际情况而略加变通，在中路文庙中突出了大成殿，使之扩为七楹即“明五暗七”，采用九脊之顶；西路学宫的明伦堂和东路崇圣祠的殿堂都增为五楹，采用悬山顶。东、西两路稍稍靠前而略小，既左右对称，又陪衬出中路文庙的雄伟高大，突出了对孔圣人的尊崇。迁建中还把乡贤祠和名宦祠改到戟门两侧，敬一亭改到明伦堂后。地方州县文庙一般是不允许七开间，多为三开间或五开间。由于明伦堂和崇圣殿为五开间，如果大成殿修成五开间就不能突出文庙，无法显现对孔子的尊崇。既要避逾制之嫌，又能符合建筑美学要求，只好采用了“明五暗七”的办法。脊檩题记上只写“大明嘉靖二十一年(1541)岁次壬寅夏六月二十一日庚子静宁州奉明文鼎建”等字，而作为主持本州文庙建设的知州李必敷、学正郝应元等并没有把自己的名字写在这块题记上，只是笼统地说“奉明文鼎建”，可谓意味深长。

　　静宁州新庙学模仿了曲阜孔庙很多特点，棂星门上“先师庙门”四字模仿了曲阜孔庙中赵孟烦的笔迹。明伦堂上的匾额模仿了曲阜孔庙中胡缵宗的笔迹。据流传文庙前的门上两个牌坊上的“垂宪万世”、“删述六经”、“德配天地”、“道冠古今”等榜书全是从曲阜临摹来的。静宁在文庙门上使用仿赵氏书迹的“先师庙门”四字与嘉靖时期“贬孔”政策有很大关系。本来孔庙在汉代曾称为宣尼庙或宣圣庙，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封孔子为“文宣王”后又尊称为文宣王庙，后来文庙成为文宣王庙的简称。嘉靖时期因“大礼仪”之争，皇帝朱厚熄不仅杖杀大臣，而且认为孔子生前不是君王，他听从张璁的建议更改了祭孔典礼，把孔子降为至圣先师，去其王号，神位改为“至圣先师孔子”。大成殿改称先师庙，大成门改称为先师庙门。建于嘉靖二十年(1540)的静宁州新庙学的正门上只能题“先师庙门”四字。

　　静宁州的新庙学建成后，学正郝应元刚好离任，与其弟应规回到老家山东高唐，顺便拜访正德三年(1508)进士、时任山东巡抚胡缵宗，请他撰写了《静宁州迁学庙记》。李时中等命人把这篇文章刻于碑石，立在文庙大殿之前。

　　满洲贵族入关后，意识到要巩固政权仅靠本族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广罗英才来扩大统治基础。一方面。满洲贵族因袭明代科举制度，宣布明朝举人、生员都有效，可以继续参加科举。顺治初即颁诏天下，“我国家受天眷佑，肇造东土……文武制科，仍于辰、戌、丑、未年举行会试，子、午、卯、酉年举行乡试”。@顺治七年(1651)，谕令礼部，“帝王敷治，文教为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朕必不次简拔，重加任用”。这一措施的效果十分明显，正如黄机所说：“五年之间制科者六，得士五千有几。犹恐荆璞或有遗焉，更辟恩拔一门，五年之间，复得士万计。越今十有七载。大仓糈米无算矣。”另一方面，满洲贵族推崇儒家思想，提高孔子的地位。顺治二年(1645)，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号召各地各级官吏捐献俸禄。兴修文庙与学宫。“孔子之道益彰矣。犹恐典祀久而废也，下诏有司臣工，能捐千缗者即行纪律”，各地文庙焕然一新。在这样的背景下，静宁州就对庙学进行维修。“嘉靖庙学”经历了嘉靖三十四年(1556)、天启二年(1622)、天启四年(1624)、崇祯二年(1629)、顺治十一年(1654)五次大地震，到顺治十六年(1659)已损坏严重，的确急待重修。

　　这次主持维修静宁州庙学的是知州李民圣和州判骆起明。李民圣于顺治十六年(1659)任知州，修复庙学后于顺治十八年(1661)升任四川顺庆府知府，曾主持编修清代第一部《静宁州志》。骆起明由鸡丘令谪任静宁州州判，黄氏《静宁州志・宦迹志》记载他“端静自持，为姚江之学(即王阳明心学)，日以文章与州士相勉，一时出其门者甚众”，评价甚高。在这次修庙学工程中，骆起明是知州李民圣的得力助手。他们二人响应顺治皇帝的号召，带头捐资千缗，维修庙学。在他们的影响和动员下，热心庙学的静宁士绅民众也纷纷解囊，解决了维修的经费。

　　这次维修庙学的时间需要讨论。清黄氏《静宁州志・艺文志》中有黄机《静宁州重修庙学记》，其中记载“当宣圣之殿劫圯，学官榛萎，以己丑八月捐资千缗，重为修葺”。讲这次重修庙学在己丑年之八月，也就是顺治六年(1649)八月。但是，李民圣是甲午年即顺治十一年(1654)举人，到顺治十六年(1659)来才任静宁知州的，说他在己丑年维修静宁州庙学是不合情理的。笔者认为维修静宁州庙学当在顺治十六之后，己丑可能是己亥之误。其次。静宁州判骆起明是“己亥孟春”“谪补静宁”。他到静宁后也参与维修了庙学，己亥年正是顺治十六年(1659)。另外，黄机说这篇记文是在“顺治庚子年”即十七年(1660)撰写，也可以证明维修庙学在顺治己亥年。

　　当维修工程结束后，骆起明赴京请礼部侍郎黄机撰写了《静宁州重修庙学记》。知州李民圣与黄机同为顺治甲午科举人，属“同门士”，关系颇密。州判骆起明和黄机同是浙江人，所学同门，是“同年友”。顺治十六年骆氏被贬来静宁州前曾向黄氏话别，可见他们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所以，在静宁州庙学维修工程结束之后，李、骆二人就想请时任礼部侍郎的黄机撰写记文。顺治十七年骆起明恰有机会到京述职，拜见黄机，讲述了维修静宁州庙学的情况，顺便请撰记文，黄机慨然允诺。黄氏《静宁州重修庙学记》详述了李、骆二人在清初制艺取士、焕新庙学的背景下修葺静宁州庙学的经过，并对他们“有功圣门”的行为给予高度赞扬。骆氏回到静宁后，马上把记文刻碑，立在文庙院中。

　　康熙帝在崇儒重学方面更胜其父。康熙十七年(1678)正月，为吸引更多的人才，诏设“博学鸿词科”，许多著名学者赴京应选；二十三年(1686)，康熙帝亲赴曲阜祭孔，行九叩礼，赞颂“至圣之道与日月并行，万世帝王咸所师法，下逮公卿士庶罔不率由”，特意御书“万世师表”额，“留曲柄黄盖”，以示对孔子的尊崇，御书“万世师表”匾额；二十四年(1687)，建传心殿，以周公、孔子配享伏羲、神农、轩辕等至圣先师，听经筵前亲自祭告、行九叩礼，又为国子监亲篆“彝伦堂”匾额，为孔子庙撰碑文并亲自书写立碑；二十九年(1692)，遣内务府修阙里孔子庙。正当朝廷维修阙里孔庙的时候。又下令全国各地兴建孔庙和学宫。康熙三十五年(1698)十二月，康熙帝下诏：“陕、甘沿边州县卫所。当师行孔道，供亿繁多，间阎劳苦，其明年地丁银米悉行蠲免。”这份诏书中所谓“师行孔道”，实际是指兴建文庙和学官的举措。正是康熙帝的明令，才出现了陕甘一带大规模维修或兴建文庙和学宫的行动。知州董守义命在此背景下重修了静宁州庙学。

　　董守义是镶白旗人，由“荫监”而任静宁州知州，《静宁州志》记载他“兴废补坠，如修庙学，创蜡祠，造石桥于南河，墙置仓敖，补葺六房，建置式廓，不惜千金”。他修庙学不是简单地修补，而是大规模地重修。静宁州庙学是中国传统的木构建筑，一般经过四五十年就要进行小规模维修，若经100多年，材料大多朽损，就要重建或大规模地维修。从欧阳信始建“洪武庙学”到李必敷筹划迁建，经历了160多年，不得不重新大规模地修建。而从李时中兴建的“嘉靖庙学”到董守义到任，经历了近150年，也是不得不大规模地维修。这次重修工程巨大，时间较长，“经始于壬申(1692)之三月，迄工于乙亥(1695)之七月，盖四载而告竣工焉”。维修中更换了大量的木材、砖瓦等，几乎等同于新建。之后在大成殿顶前金檩上留下了一通题记，上面墨书“大清康熙三十五年岁次丙子秋七月既望，奉直大夫知静宁州事知州董守义……重修”等69字，在明伦堂前金檩上也留下了题记，上书“时大清康熙三十八年(1701)岁次己卯静宁州知州加二级董守义……重修”等字，可见这次维修是非常重要的。

凉州词王翰篇8

　　酒脯祭诗：中唐诗人贾岛，一生仕途失意，穷困潦倒。其为诗以苦吟闻名，致力于锤炼而归于平淡，其用意在于矫正当时浮艳的诗风。贾岛对平生所作异常珍惜，每年除夕，必将一年中所作之诗。置于几案之上、以酒肉为祭，焚香再拜，口中念词祝祷。祭毕痛饮，长歌而度岁。

　　斗酒学士：初唐诗人王绩，隋大业间举孝廉。唐朝建国后，王绩应高祖征召，待诏于门下省。旧例，待诏每日由官府供酒三升；王绩性嗜酒，语其弟王静曰：“待诏虽俸薄，但三升好酒可恋。”侍中陈叔达得知后，破例将王绩的酒增为每日一斗。王绩遂得“斗酒学士”之称。

　　春风得意：唐代诗人孟郊，少年时隐居深山，两试进士不第。曾作《下第》诗一首，诗中有“充置复弃置，情如刀剑伤”之句。又作《再下第》一首，诗云：“一夕九起嗟，梦短不到家。两度长安陌，空将泪见花。”表达科场失意和仕途困顿的痛苦心情。直至四十有六他才应试得中，欣喜之情，不能自已，遂作一首《登科后》。诗云：“昔日龌龊不足奈，今朝放荡恩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后因以“春风得意”喻进士及第。

　　驴背推敲：中唐诗人贾岛，未及第时曾为僧，作诗以苦吟著称。某次他吟成二句道：“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旋觉“推”字不妥，欲改作“敲”，骑驴在长安街上苦思冥想，并以手作推、敲之状以模拟意象中之情景，竟不觉闯入京兆尹韩愈的车骑之间。随从将贾岛带至韩愈前，韩愈询问其故。当得知贾岛因斟酌诗句而忘情时。韩愈并不责怪，斟酌良久，以为用“敲”字为好。遂与贾岛同行而归，结为诗友。后贾岛弃僧还俗，中进士。至今“推敲”一词，成了反复斟酌的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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