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论文范例

生态文明论文范例篇1

　　1.1皇家天然猎苑

　　木兰围场所在坝上是大兴安岭余脉所组成的高原，平均海拔1500m左右，系内蒙古高原的一部分。坝下属于燕山余脉所形成的丘陵山地，平均海拔1000m左右。大陆性气候特点非常明显，适宜东北区系和华北区系的林木生长。因此围场中林木品种繁多，既有针叶林，又有阔叶林。1703年，宫廷文人在《随銮纪恩》一文中记载“度汗铁木耳岭，岭势迂回，枫叶掩映山径”，这是围场坝下情形。坝上的落叶松则是“沿岭脊而东，白草连云，空旷无山，天与地接……落叶松万株成林……盈耳皆海涛声。”由于地理位置与气候类型的关系，这里不仅“牲兽蕃育”而且“草木汇萃”，因此引起康熙的关注还御赐美称“万树园”，并为内阁学士汪灏在《随銮记恩》和法国传教士张诚在《张诚日记》中分别用蒙古语或满语或汉语记载了大量植物，如乌里雅苏（杨树）、那尔苏（松树）、楚图尔苏（云杉）、呼鲁苏（芦苇）、得勒苏（芨芨草）、多们（锻树）、樱额（稠李）、普盘（悬钩子）、乌兰那（郁李）、哈拉海（荨麻）、倒吊果（山荆子）、草荔枝（东方草莓等（具体数据见表1）。康熙与乾隆除赋诗对一些草木本植物倍加赞颂外，并命汪灏等把诸多品种收录在大型植物栽培类书《广群芳谱》中。木兰围场的原始森林，栖息着繁多的飞禽走兽，其中数量最多的是鹿科和鹿亚科动物。常见的有鹿、獐等。鹿科和鹿亚科动物属于草食动物。因此，木兰围场中虎、豹等肉食猛兽也很多。除此以外，木兰围场中还栖息有黑熊、野猪、狼、狐狸、貉、獾、盘羊、野兔等野兽，飞禽则有鸥、雉、鹌鹑等。众所周知，生物多样性是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直接关系到能否可持续发展。

　　1.2瀚海纵横沙场

　　康熙、乾隆等皇帝虽然很重视木兰围场的生态环境，然而到后来这里的森林植被还是遭到了破坏。在乾隆年间，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周围兴建了一批寺庙（外八庙）所使用的木料均来自木兰围场，还有一部分被运到京师用于宫殿的修缮，其余作价卖给商人。这次木材大砍伐使民工和商人进人木兰围场内部，得知了良材的分布和道路交通情况，导致以后出现了奸商私伐林木现象。受金钱的驱使，不法商人暗中与看管山林的官兵相勾结盗伐良木，乾隆皇帝虽屡发谕旨，却无法从根本上杜绝。官府第一次大规模砍伐木兰围场木材，是在乾隆皇帝去世以后，嘉庆四年（1799）裕陵（乾隆之墓）隆恩殿糟朽，补修所用木料均来自木兰围场，砍伐的范围之大几乎遍及围场［5］。再者嘉庆初年采伐的木料一部分供给乾隆康熙陵修缮，其余派人运往深州、天津、多伦处销售。木兰围场既然难以狩猎，“木兰秋狝”徒有虚名。1824年道光皇帝下诏废除“木兰秋狝”之礼。1862年，大臣上书在木兰围场开垦闲田以解决旗民生计问题，为同治皇帝所接受。按照拟定的办法，垦荒只限于木兰围场四周边缘地区，即所谓的边荒。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侵占圈内土地的现象，其中涉及到木兰困场的腹心地区———围座。1904年日俄战争中日本取胜，日本在南满的势力迅速扩大，严重地威胁了清朝的统治。练兵处提出在木兰围场开办屯垦，以达到“寓兵于农”、“强本固围”的目的，这个建议很快就为光绪皇帝所采纳。此次砍伐以后原始森林全部消失，荒山秃岭［6］。由于地质构造的原因，木兰围场地表多沙。当森林植被遭到破坏以后水土流失随即发生。由于地表多沙，很容易出现风沙活动。据《围场厅志》记载，1886年大降大雨，暴雨冲毁耕地305顷60亩。4年以后，暴雨又冲毁耕地387顷57亩。暴雨成灾是水土流失的必然结果，这给农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农民流离失所，远逃他乡。

　　2遥远的绝响———秋狝遗风

　　2.1“木兰”访古与“秋狝”今朝

　　经过100多年的陆续垦殖，这座皇家名苑早已难寻旧貌，但这里绵延广袤的自然环境和星布期间的人文景观却不失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去追忆他昔日的壮阔和辉煌。血染的古战场上，保家卫国的将士的冲锋和战马的嘶鸣，以及围猎习武场上健儿的驰骋和兵器的寒光历历在目，从而令人深刻体味到搏击的洗礼和历史的震撼。乾隆御书《入崖口有作》、《于木兰作》、《虎神枪记》、《古长城说》、《永安莽喀》、《木兰记》等碑刻和摩崖石刻保存完好，这些碑刻多用满、汉、蒙、藏等四体文字书刻，汉文多为皇帝手书，是研究清代历史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7］。东、西庙宫，康熙平定噶尔丹叛乱的连营、战斗遗址，记录了木兰围场创造的历史，反映了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反抗外敌侵略的政治生活的一个侧面。更有“猎士五更行，千骑列云涯”的诗篇，是对当年皇家围猎场面的真实写照。影视艺术家们先后在此完成《响铃公主》、《四渡赤水》、《江湖奇侠传》、《荆柯刺秦王》、《还珠格格》等200余集影视剧。如今，木兰围场仍保持着自然淳朴的特色，具有原始的粗犷之美。为发展森林旅游产业，弘扬“木兰秋狝”文化，当地政府成立了河北木兰围场狩猎场。该狩猎场的建立是保护区旨在发展以“木兰围场皇家猎苑”为品牌的“狩猎游”、“皇家游”、“探险游”、“生态游”、“度假游”等旅游项目而做出的新的抉择。狩猎场总面3.8万hm2，由46个“围场”组成。为再现当年“木兰秋狝”的场面恢复建设了“浩赉郭勒围”。“浩资郭勒”系蒙语，“旱河”之意，曾经是清王朝塞外皇家猎苑72围之一，位于现河北孟滦国营林场管理局桃山林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落，独特的自然资源，优越的地理位置，辅以运动、习武、健身为宗旨的旅游理念，狩猎场的建设为木兰围场的森林旅游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8］。木兰围场集湖泊、草原、牛羊、古战场于一域，更有湍湍流水、参天古木和极具满蒙风情的人文景观，堪称“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的海洋，水的源头”。草原骑射，滦河源头游，林海观光，“将军泡子”中泛舟，宿在别有风味的草原小屋或蒙古包里品尝山野系列的绿色食品，在篝火旁炙烤黄羊、山鸡等各种野味，欣赏动人的蒙古族歌舞，都是为人称道的。

　　2.2“木兰秋狝”是独特的森林生态旅游文化

　　以“木兰秋狝”为核心的木兰围场森林生态旅游区已成为京北黄金旅游线和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保护森林生态系统和濒危珍稀野生动植物为主的森林生态类型自然保护区。保护区茂密的森林，原始状态的生态环境，是各种野生动物繁衍生息的乐园。据调查保护区有陆生野生动物317种，昆虫970种。其中国家Ⅰ级保护动物5种，分别是黑鹳、金雕、白头鹤、大鸨、金钱豹。国家Ⅱ级保护动物40种［9］。木兰围场的森林生态旅游是现代森林经营的一种独特形式，既是一种经济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无论是森林游憩，还是狩猎运动，其理念与森林生态文化的内涵是一致的，即以生态理念、可持续发展理念作为它的核心理念。这与现代的森林旅游文化是吻合的［7］。无论是森林旅游经营者的经营理念，还是森林旅游的消费者的消费理念及审美追求都以森林的生态特征作为核心，体现出对生态的关注和文化的要求。由此可见，保护环境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文化理念的形成和发展不仅与森林密切相关，而且直接影响当地森林旅游的健康持续发展。

　　3“木兰秋狝”文化遗产保护及森林生态旅游资源利用并重

　　3.1促进文化遗产保护

　　保护区内景点建设不仅要满足功能要求，同时要考虑建筑选址、体量、风格、色彩及布局与周围景观相协调，相得益彰。杜绝为无限度地接待游客而盲目扩大旅游规模设施，应处理好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关系，防止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建筑服从规划管理，严格执行基本建设项目的环境报告制度和进行的环境影响评估，批准的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应做文明施工，保护环境，坚持杜绝以牺牲资源为代价搞建设的做法，正确处理好自然风景与人工建筑的关系，加强建设项目与环境保护的管理［10］。在开发当地森林、动物、地质等有形主题的基础上，适当增加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等感性的素材。从环保角度来讲，综合考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需要制定合理的旅游规划，防止旅游设施建设破坏动、植物的生境，进一步加强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工作，坚决制止乱捕滥猎和破坏资源环境的行为。同时要建立现代化的森林病虫害防治与检疫测报点和监测站，确保保护区永续利用。还要防止生活污水、交通工具、过多的活动和设施，给环境造成水体、空气、嗓音以及视觉污染。建立网络化生态管理系统与公园保护体系，保护与利用并重。最后，应结合当地情况，促进当地生态旅游业、新农村建设及自然保护区发展完美切合。对于整个国际社会来说，历史城市中可能组成它的这些建筑并不都是重要的建筑，但是他们共同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历史环境。而这个历史环境又反映了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地区文化发展的过程，像这样的一些遗产，国际社会给予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从《世界遗产名录》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趋向。“木兰秋狝”皇家狩猎制度可形成一条文化产业链，承接北京的“故宫文化”、承德的“山庄文化”以及赤峰的“红山文化”，参与到国家甚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中来，通过学习中外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经验，推动文化更好地传承。世界上有许多自然保护区是由狩猎区演变而来，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的伊其克乌尔国家公园Ich－keulNationalPark（突尼斯）、盖奥拉德奥国家公园KeoladeoNationalPark（印度）尼奥科罗一科巴国家公园Niokolo－KobaNationalPark（塞内加尔）等。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将美国的黄石国家公园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然而，中国的木兰围场建于1681年，其历史早于黄石国家公园191年［11］。

　　3.2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任何一个区域的经济建设与发展，是不能脱离其文化的历史渊源和自然与人文资源特点的。“木兰秋狝”文化孕育于森林草原环境这样特定的地理区域，因此，加强当地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要确立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可持续发展道路，要建立以森林植被为主题、林草结合的国土生态安全体系，从而建设山川秀美的生态文明社会。从当地实际出发，可从社会制度、思想观念以及物质生产3个相互区别、相互联系的层面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为促进森林公园建设持续、快速、健康地向前发展，应学习中外皇家园林管理的历史经验，加强国家监督，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参与生态旅游管理。在实施森林公园与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有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出台、政府的宏观决策和管理措施以及行业管理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随着当地经济加快发展，城市化步骤逐渐加快，特别是自然保护区管理机制不完善，管理队伍良荞不齐等问题，使得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艰巨，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已是势在必行。当地政府应有全局长远意识，加深软件内涵和完善硬件设施，随着时间的变迁，人们的经济生活方式会发生新的变化，需要调整理念以提高游客满意度与美誉度，对各景区内的营林区建设要有特色，按照生态旅游的原则，尽可能建立集林业生产和森林旅游于一体的营林区。在“软实力”方面，还需加大媒体宣传力度。鉴于当地旅游开发潜力巨大却存在少数人知晓的现状，应在国际国内主要媒体加大广告宣传力度，凸显当地风格优势。针对当地林地所有权具体情况，在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和国有林场内部，要处理好旅游业与营林业的关系，处理好各从业人员的利益分配关系。同时以“森林回归城乡”为目标，大力发展种苗产业，可以解决当地造林用苗和支援外地造林用苗，为首都周边绿化工程贡献力量［12］。这样可以不断提升当地旅游资源价值，加强科学研究及其成果的及时转化与应用。

　　4结论

生态文明论文范例篇2

　　课题组通过实地考察、访谈及网络搜索等方式，对洱海流域地区针对客栈游客的生态文明教育现状进行了研究。当前，针对客栈游客进行的生态文明教育基本还处于空白状态。在旅游管理机构设置方面，没有专门的游客教育和管理机构。2012年，大理州成立了云南省首家旅游发展委员会，之后组建了导游服务公司、集散中心等，从各个方面加强对大理旅游业的管理和引导，但并没有成立关于游客教育与管理的部门。旅游委下设的“培训教育科”的工作内容并没有涉及游客教育。在洱海保护局、大理市旅游局、大理州环保局等的政府网站上，都没有出现对游客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的内容。2012年完成的《高原湖泊流域客栈经营服务规范》中，并没有就“游客教育”内容做出要求。在一年一度的导游年检及培训中，也没有出现关于游客教育的课程。在《大理州“十二五”旅游产业发展规划》及《大理滇西中心城市总体规划》中输入“游客教育”和“游客生态文明教育”进行查找，查找结果为零。客栈协会至今没有举办过关于对客栈游客进行生态文明教育的活动。在经营过程中，多数客栈业主对游客的破坏行为并不过问，也不加以干涉。只有少部分客栈内部粘贴有绿色宣传标语。洱海流域随处可见“洱海清，大理兴”，“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洱海”等的宣传标语，在一定程度上对游客起到了教育作用，但是由于没有针对性，教育效果非常有限。在针对客栈游客生态意识的调查中，游客对洱海生态环境的基本情况及基础知识不够了解，对哪些垃圾可回收，哪些垃圾不可回收尚不清晰，对生态行动的践行度不高，对环境保护承担责任的意识很弱。因此，应当尽快建立洱海流域客栈游客生态文明教育体系，针对入住客栈的游客开展有效的教育，提高游客的生态文明意识，开展负责任的旅游行为，减少对洱海流域生态系统的破坏。

　　二、洱海流域客栈游客生态文明教育体系建设建议

　　鉴于当前洱海流域客栈数量的快速增长及洱海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迫切需要，结合客栈游客的特点，洱海流域客栈游客生态文明教育体系的建立应如下述。

　　1.教育目标体系

　　参考布鲁姆教育目标的分类，洱海流域客栈游客生态文明教育应达到以下目标。通过生态文明教育，客栈游客应该了解关于洱海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知识，理解开展洱海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提高生态文明意识，养成负责任旅游价值观，自觉遵守洱海环境保护的规章制度，主动参与环保活动并进行宣传，开展低碳旅游活动。

　　2.教育内容体系

　　内容的设置要以能够达到目标为原则。开展洱海流域客栈游客生态文明教育应包括以下内容。

　　（1）“负责任的旅游”价值观的教育

　　游客的价值观对其旅游行为有较大影响。有什么样的旅游观，就会形成什么样的旅游行为。“负责任的旅游”是一种新型旅游观，是世界旅游组织在20世纪60年代首次提出的。其核心是强调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对目的地旅游资源与环境负责，对当地居民与文化负责，对目的地发展与形象负责，对其他游客负责”。开展“负责任的旅游”价值观的教育，让客栈游客改变传统只重个人享受，认为目的地的环境、文化、发展等与自己无关的理念，以负责的心态开展旅游活动，从而有意识地减少一些不文明的旅游行为。

　　（2）洱海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知识的教育

　　开展游客教育，不仅要让游客建立“负责任旅游”的价值观，还应让游客了解洱海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些基础知识。具体为：洱海流域基本情况的教育，包括洱海成因、构造，洱海流域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及开展洱海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迫切性等的教育。

　　（3）游客不文明行为的教育

　　针对游客已经出现或有可能出现的一些不文明行为，对游客进行教育劝说，例如，不能乱丢垃圾，不要购买用受保护的野生动植物制作的餐饮制品、纪念品等；在客栈内部不大声喧哗、浪费水，在不更换房间的时候，不需要每天更换床上用品、低值易耗品等，提倡“绿色消费”。不能下洱海钓鱼、游泳、捕杀珍稀鸟类等。

　　（4）洱海流域少数民族风俗及基本礼仪的教育

　　洱海流域居住着汉族、白族、回族等多个民族，而又以白族为主。多年的旅游发展，已经让当地居民对游客的到来习以为常，但是游客的一些不文明行为依然会引起当地人的反感。由于客栈大多由民居改建而成，游客与当地居民接触的机会较多，游客需要了解当地居民的风俗及基本礼仪，学会尊重当地人的生活方式。

　　3.教育支持体系

　　教育支持体系包括政策支持、制度保障、师资构成、教育载体、服务体系等几方面。

　　（1）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

　　政府一直是洱海保护的主体。在客栈游客生态文明教育过程中，政府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洱海管理局、大理市环保局、林业局等相关政府部门，应充分认识到对游客进行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要性，积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当前，我国关于游客教育的立法还没有。为了保障游客教育活动的开展，应由大理州旅游发展委员会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比如，《大理州游客教育管理条例》等，从政策上保证游客教育活动的开展；在旅游规划制定中，应有关于游客教育的内容和要求；在《客栈经营服务规范》中，应对客栈开展游客生态文明教育有明确的要求，对不符合要求的客栈给予取消经营资格或降低其级别的惩罚。大理州旅游发展委员会在机构设置上，应成立专门的游客教育领导小组，负责管理和监控游客生态文明教育的实施。并划拨专项教育经费进行游客教育活动的开展。

　　（2）师资构成及培训

　　教育体系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由于客栈游客的流动性特点，旅游目的地针对游客开展的生态文明教育应属于社会教育的范畴。在客栈游客生态文明教育过程中，客栈业主应该是最合适的教育者。一方面，由于洱海流域客栈主要的吸引点便是不受污染的高原湖泊洱海，因此，洱海良好生态系统的维护对客栈经营者有直接的影响。另一方面，客栈业主是与游客接触最多的，由客栈业主对游客开展生态文明教育效果会更好。其次是导游。当前，入住客栈的游客中，并不完全是散客，还有一部分是通过旅行社的安排入住客栈的，这部分游客与导游的接触较多。导游员在导游的过程中对游客开展生态文明教育也比较具有可操作性。负责游客教育管理的部门应定期对客栈业主和导游开展关于游客教育理论、技能及洱海流域生态知识的培训，普及生态知识，提高他们的环保意识，使客栈业主们的生态意识从浅层过渡到自觉层次，在与游客接触过程中，引导和监督游客的旅游行为，维护洱海的生态系统。此外，在客栈游客生态文明教育中，要把村镇干部发动起来。村镇干部在和客栈业主的联系中有较大优势。通过村镇干部对客栈业主进行洱海环保知识的宣传会有更好的效果。再通过客栈业主去影响游客。在客栈游客生态文明教育中，协会也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应该积极发挥客栈协会或科研院所的力量，利用洱海保护月或者其他时间，制作宣传展板，到客栈比较集中的地方，开展游客签名活动；到客栈内部分发宣传资料，现场讲解保护知识；在游客教育中心播放专题影片，举办专业教师讲座等方式，开展针对客栈游客的生态文明教育活动。最后是社区居民。在针对客栈游客的生态文明教育过程中，当地群众的主要工作是以身作则，自觉遵守洱海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用自身的实际行动去感染游客。同时，对游客的一些有损洱海生态系统的行为进行干预，以民间执法人的形式维护洱海的清澈。

　　（3）教育载体

　　教育载体可以储存、复制或传递教育信息。在客栈游客生态文明教育过程中，可使用的教育载体如下表。

　　（4）服务体系

　　在开展针对客栈游客的教育过程中，政府各级部门应做好游客教育的服务工作。可以建立专门的游客生态文明教育网站，健全游客生态文明教育的信息服务、技术咨询服务，为客栈业主、导游及游客提供充分的信息。

　　4.教育的评价体系

　　游客教育属于非常规的社会教育，游客教育的效果评价不能采取学校教育的评价方式，而应该有自己的特点。结合游客教育目标体系，可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游客在接受生态文明教育前后生态文明知识、意识、价值观的变化。另一方面，要看游客的旅游行为。可借鉴消费者行为研究的方法对游客的旅游行为进行研究。在接受生态文明教育后，游客的绿色消费行为有无增加，例如，是否自觉遵守洱海保护的一些规定，不随便向洱海里扔废弃物，对客栈内低值易耗品的消费有否降低，床单、被套的更换次数是否有所减少等。

　　三、结语

生态文明论文范例篇3

　　［摘要］生态文明不是取代工业文明的新的文明形态，而是贯穿所有文明形态（从渔猎社会到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智能文明）始终的一种基本结构。智能文明是继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只有形成新的生态文明，智能社会才是可持续的。

　　在谈论到生态文明的时候，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生态文明是继渔猎社会、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并试图用生态文明来取代或代替工业文明。其实，这种观点有值得商榷之处。在实践上，它有否定工业化和信息化在社会发展中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一般价值之嫌；事实上，从农业的产业化到工业化再到信息化是社会发展的不可跨越的一般规律。在理论上，它有混淆文明形态和文明结构之嫌；事实上，工业文明是与渔猎社会、农业文明、智能文明属于同一系列的范畴（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是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属于同一系列的范畴（文明结构）。正像每一种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都有其相应的物质文明等文明结构一样，生态文明是贯穿于所有社会形态和所有文明形态始终的一种基本要求。当然，在反思工业文明的生态弊端、科学走向智能文明的过程中，人类需要建构新的生态文明。

　　一、社会形态是划分人类文明形态的基本依据

　　文明是社会的素质、实践的事情，这样，社会形态（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发展类型的单位）就成为科学划分文明形态（文明总是处在一定发展阶段或一定类型的文明）的科学依据。

　　社会形态是一个由多层次的结构构成的整体。社会有机体与社会形态是统一的。在唯物史观那里，社会有机体说明人类社会是由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构成的整体，突出强调的是社会构成的系统性。社会形态说明人类社会是在社会基本矛盾推动下的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突出强调的是社会发展的阶段或类型。由此，可以将“五种社会形态”看作是社会形态的总体规定。同时，社会基本矛盾的各个方面都有其特殊规定，总是在一定的程度上、从一个特定的层面上推动、反映和表达着社会发展的阶段或类型。这样，在反映社会形态构成的具体性、多样性和特殊性的过程中，就形成了以下具体概念：（1）经济的社会形态。这是指具有特殊规定的社会分工和交换所构成的社会形态的经济层面（阶段和类型）。由此，可以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自然经济社会、商品经济社会和产品经济社会等几个阶段或几种类型。（2）技术的社会形态。这是指具有特殊规定的生产力尤其是科技进步所构成的社会形态的生产力（科学技术）层面（阶段和类型）。由此，可以把人类社会划分为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智能社会（知识社会或信息社会）等几个阶段或几种类型。与此相应，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智能文明（知识文明或信息文明）就成为基本的文明形态。（3）政治的社会形态。这是指具有特殊规定的政治关系所构成的社会形态的政治层面（阶段和类型）。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和表达。根据生产者与劳动资料的关系，可以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无阶级的社会）、私有制社会（阶级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消亡了的社会）等几个阶段或几种类型。（4）文化的社会形态。这是具有特殊规定的文化发展所构成的社会形态的文化层面（阶段和类型）。马克思根据由普遍交往所形成的“世界历史”的情况，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民族文学”（以民族的或地域历史为基础）和“世界文学”（以世界历史为基础）两个阶段。此外，唯物史观还根据人的发展状态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几个阶段，等等。从根本上来说，这些具体的划分都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结果，都是统一于社会基本矛盾及其推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

　　智能文明是工业文明之后的文明形态。随着以信息化为中心和特征的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尤其是信息产业的发展，人类社会将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进入智能文明时代。（1）知识和信息将成为主要的劳动对象。在信息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劳动对象出现了软化的趋势，知识和信息成为了主要的劳动加工对象。不仅信息产业是对信息的加工和改造（电子信息），而且生物产业也是对信息的加工和改造（DNA就是一种生物信息）。这样，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就从物料和能量的层次进入到了信息的层次。（2）智能机器将成为主要的劳动工具。在大工业时明的工具机和动力机的基础上，新科技革命使电子计算机等人工化、智能化的控制技术在生产中得到了大规模的应用。工业文明时代的机器绝大部分是不需要反馈就能运转的，而智能机器有传感器吸收周围的信息、侦察各种变化，然后相应调整机器的运转。显然，信息化实质上是生产力的革命。（3）劳动者的科技文化水平将成为制约劳动者素质的主要因素。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对产业主体的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个人的知识积累和创新程度将决定工作的绩效。劳动者就业结构尤其是其知识结构的集约性的提高，本身就是一种先进生产力。更为重要的是，信息化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可能，将开辟人的智能进化的新方向。（4）知识经济将成为主要的经济部门。以信息技术、微电子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为知识经济的兴起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而知识经济的发展又为新科技革命和高科技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比较起来，知识经济具有物耗低、能耗少、污染轻的特点，但它创造的经济价值却远远大于农业经济产品、工业经济产品的价值。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要注意“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和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之间的差异”。［1］（P103）显然，智能文明与工业文明同属于技术的或产业的社会形态，信息化是继工业化之后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因此，取代工业文明的只能也只能是智能文明。

　　生态文明不是取代工业文明的具体的文明形态。尽管生态文明概念是在反思工业文明的生态弊端的过程中产生的，但是，生态文明不是取代工业文明的具体的文明形态。（1）生态问题不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问题。不仅工业文明导致了生态危机，事实上，在整个文明形态的发展过程中都在一定程度上遭遇到了生态环境问题。即使是在渔猎社会时代，也存在着物种资源丧失等具体的生态环境问题。农业文明也不是简单的田园牧歌的时代。玛雅文明的灭绝其实是有其深刻的生态原因的。当然，只有在工业文明时代，生态危机才达到了全球性的水平。在“后工业文明”时代，如果人类行动出现失误的话，也会造成生态环境问题。因此，生态文明是一项永恒的事业，而不可能成为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独立的具体的文明形态。（2）生态文明没有独立的标志技术基础。科技进步是文明形态更替的基础和标志。一般来讲，“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种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2］（P210）如果说弓箭、铁犁和机器分别是渔猎社会、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基础和标志，那么，电脑只能是智能文明的基础和标志。如果将电脑看作是生态文明的基础和标志，那么，就将生态文明和智能文明等同了。当然，人们在使用弓箭、铁犁、机器、电脑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如何遵循生态化原则的问题。如果违背这一原则，再先进的工具也会成为最具生态破坏力的罪恶手段。作为生态文明的科技基础的生态化科学技术的意义和价值就在这里。这里，通过科技的生态化形成的生态化科学技术是一种软科技，主要强调的是科技体系的结构和功能的整体转型问题；而弓箭、铁犁、机器、电脑等都是硬科技，标志着人类文明在产业技术形态上的具体发展程度。（3）生态文明没有独立的物质变换层次。一定的文明形态总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变换的基础上的。物质变换存在着物料、能量和信息三个层次或三种方式。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层次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文明形态。渔猎社会和农业文明主要是在物料层次上展开的；随着物质变换扩展到能量的层次上，就从农业文明过渡到了工业社会时代；而随着物质变换深入到信息的层次上，就开始了从工业文明向智能文明发展的新时代。显然，生态文明没有独立的物质变换的基础。如果将信息变换作为生态文明的物质变换的基础，同样将生态文明和智能文明混同了。当然，在物质变换的各个层次上，都存在着一个如何按照生态化原则实现这种变换的问题。总之，工业文明属于技术的社会形态的一种类型，是一种具体的文明形态，而生态文明不涉及这些问题，因此，取代工业文明的只能也只能是智能文明，而不是生态文明。

　　二、生态文明是文明形态正常发展的基本要求

　　尽管生态文明不是取代工业文明的新的文明形态，但是，它是贯穿于所有社会形态和所有文明形态始终的一种基本的文明结构，而这是由人（社会）和自然的关系问题在整个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决定的。

　　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是影响一切文明产生的自然物质条件。自然界由于自己的内在矛盾存在着一个进化的序列，形成了一系列的物质运动形式；而在自然进化链条上通过劳动诞生的社会运动就构成了社会有机体，人类文明之花就是在自然运动转化为社会运动的过程中绽放的。因此，自然运动是社会运动的前提和基础。而社会运动一旦产生就将自然运动包括在社会运动当中了，使人和自然的关系具有了社会性质，在这个过程中，才产生了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这样，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上，通过进行物料、能量和信息等方面的物质变换，自然运动和社会运动就在事实上构成了一个生态系统。在自然运动和社会运动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对抗和冲突，这种冲突和对抗的自然发展和人为激化都有可能毁灭人类文明；因此，保证人的正常的生存和发展、保障社会的正常存在和进步、保存文明的果实和演进都需要人类自觉地人性地理性地调节这种关系。今天，由于人类社会实践的科技化、智能化、信息化、生态化和系统化等方面的水平的提高，这两种运动的和谐、协同和统一也正在出现一系列新的趋势和特征，有可能在整合、嵌套自然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功能和属性的过程中，形成一种新的物质运动形式——社会生态运动。社会生态运动规律就是指“自然—社会”这一复合生态系统所具有的整体协调规律，就是要承认“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也就是要“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3］（P384）这一规律是由于人类实践及其水平在物质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增强，而使物质运动趋向有序、和谐和统一的一种表现。显然，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规律，构成了一切文明形态得以产生的宏观的一般条件。如果违背这一规律，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都是不可持续的。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问题。任何文明形态都是围绕着满足人类需要而在实践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尽管物质文明是在满足人类需要、实现人类目的的过程中产生的，但是，没有自然界提供的物质、能量和信息，就不可能有生产力；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就不可能有物质文明的产生。在这个问题上，“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它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3］（P373）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只是一种手段，而只有自然是满足人类需要、保证人类正常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1）从人的物质需要和物质生活来看，自然是人的身体的无机界。无论是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物质需要的满足和物种的再生产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要靠自然界生活。人在肉体上只有依靠自然产品的属性和功能才能满足自己的各种生物需要、实现人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而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的形式表现出来。同时，人和动物相比越具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2）从人的精神需要和精神生活来看，自然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植物、动物、石头、空气、阳光等都是意识的对象，从而既是科学研究和认知的对象，也是艺术表现和欣赏的对象。自然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因此，“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4］（P272）所谓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恰好反映的就是在人和自然之间存在着广泛而深刻的物质变换，说明通过劳动而实现的物质变换把人和自然结合成为一个生态系统。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人类生存基础和生产条件的自然、作为人的需要满足和本质确证的实践（尤其是生产劳动），以及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和现实形式的社会就成为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整体，成为一个具有生态学特征和要求的复杂系统。这样，在实践基础上展开的人和自然的关系状况就成为贯穿于所有社会形态始终的一个基本主题，这一主题对所有的文明形态都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的要求。否则，人类既不可能生存，更不可能发展。

　　人与自然的和谐状况是影响一切文明存亡的基本变量。建立在劳动基础上的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使人（社会）和自然的关系构成了一个典型的生态系统。（1）地理基础是经济关系的一部分。经济关系是决定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的决定性基础。“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因此，这里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这种技术，照我们的观点看来，也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被奴役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等等。此外，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3］（P731）这里，地理基础之所以能够成为经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就在于它已经是人化自然。（2）自然生态系统是影响社会进程的重要因素。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社会）对自然的依赖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但是，不论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和程度，都不能离开自然。自然始终是文明发生的前提和文明存在的基础。“撇开社会生产的形态的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域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P586）社会形态的演进过程就是社会进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社会发展尤其是科技进步为中介，人类社会所依赖的自然环境和条件的范围在不断地扩展，要求自然生态系统的性质和功能不断全面化。这样，生态文明事实上成为伴随所有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始终的一种基本要求和基本方向。（3）自然条件是形成文明形态差异的重要因素。在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过程中，相同的经济基础就会形成相同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文明结构和文明形态。“不过，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情况，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彩色差异，这些变异和差异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上已存在的情况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5］（P894-895）在这个问题上，由于每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自然条件特点的不同，必然使其自然需要也不同，这样，就使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就具有了多样性的特征，从而形成了同一社会形态的差异性和同一文明形态的差异性。从总体上来看，人（社会）和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典型的生态关系。这样，就要求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都必须将社会经济的发展保持在自然生态系统的可更新和可承载的范围内。因此，生态文明是作为贯穿于所有的社会形态或文明形态的基础性的文明结构而存在和发挥作用的。每一种文明形态都有自己的生态文明结构。生态文明不是存在于文明形态之外或之上的一种文明结构。事实上，从渔猎社会、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向智能文明的变迁、进化过程，就是生态文明从隐性到显性、从地域到全球、从弱小到强大、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生态文明就是在这些特殊性的形式中体现出来的普遍性原则和要求。（1）渔猎社会的生态意识。自然崇拜通过宗教的形式不仅反映和表达了先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态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实际的生态联系，从而有助于自然保护。“因此，这种通过宗教禁忌来起作用的自然保护，逐点来看，近似于现代在自然纪念碑或自然保护区上规定的自然保护。”［6］（P92）当然，在这种意念中，也包括人类试图同化自然的企图。（2）农业文明时代的生态文明。在农业文明中就开始了生态文明的现实发生的历史过程。这是与农业生产自身的特殊性分不开的。在这个问题上，“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管它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在这个部门（农业）内，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7］（P399）这样，就要求人类要在学习和模仿自然的过程中进行农业生产。中国古代的有机农业模式（都江堰、桑基鱼塘等等）就奠定了农业文明时代的生态文明的经济技术物质基础，而“天人合一”（就自然之天而言）、“民胞物与”就是农业文明时代的生态文明成果在自然观和伦理学上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基本要求。（3）工业文明时代的生态文明。在工业文明时代出现的生态危机，不具有终结工业化和工业文明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事实上，对于社会发展和自然环境的协调状况这个“变数”来说，大工业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1］（P76-77）因而，没有必要的大工业的支持和支撑，人和自然之间的协调也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在工业文明中已经孕育着人（社会）与自然和谐的新的可能和形式。现在，在工业文明内部中展开的一切修补和完善、反思和批判工业文明的绿色思想和绿色行动，就是现实的生态文明。例如，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提出，环境运动和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等等。显然，试图用生态文明取代工业文明，不仅犯了逻辑错误，而且迷失了现实方向。当然，只有在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飞跃的基础上，生态文明才能够真正成为人的一种自觉的选择和理性的行动。这就是生态文明演进的真实进程。

　　总之，正像每一种文明时代都有自己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一样，生态文明是贯穿于“渔猎社会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智能文明”始终的基本的文明结构。

　　三、走向新生态文明需要社会形态的整体变革

　　尽管智能文明是取代工业文明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但是，如果在信息化的过程中违反生态化的原则，同样会造成生态环境问题，因此，要彻底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走向人与自然的新的科学的人道的和谐，必须对社会形态进行总体的变革。

　　政治社会形态的变革是确立新生态文明的政治保证。资本逻辑支配下的工业文明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希望在不触及政治社会形态的条件下来建立新的文明形态或用生态文明取代工业文明都是改良主义的想法。在这个问题上，不仅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理论和奈斯比特的“信息社会”理论犯了这样的错误，而且后现代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事实上，技术的社会形态只是整个社会形态的一个方面，其运行是要受到整个社会形态尤其是政治的社会形态的制约和影响的。在存在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情况下，必然会出现剥削者的私人利益与作为公共利益保证的自然物质条件的矛盾和对立。包括生态危机在内的资本主义的各种危机，都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危机的具体表现。“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是以生产工具为出发点，这里已经表明了在工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必然会产生私有制。在采掘工业［industrieextractive］中私有制和劳动还是完全一致的；在小工业以及到目前为止的整个农业中，所有制是现存生产工具的必然结果；在大工业中，生产工具和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才是大工业的产物，这种矛盾只有在大工业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因此，只有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才有可能消灭私有制。”［1］（P104）这里，大工业高度发展的结果，就是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无产阶级通过总体革命对资本主义的埋葬。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彻底铲除资本家私人利益存在的经济基础，才能保证公共利益的完全实现，这样，才能使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极明白而合理的方式展现出来。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推进信息化和生态化，这样，才可能在技术的社会形态上从工业文明走向智能文明，才能在智能文明的基础上开辟生态文明发展的新纪元。

　　经济社会形态的变革是确立新生态文明的经济基础。具有破坏性的工业文明和具有盲目性的市场经济的结合，是形成生态危机的经济原因。因此，当用智能文明取代工业文明的时候，还必须用产品经济取代商品经济。只有智能文明和产品经济的结合，才能形成适宜新生态文明生长的土壤。当然，对于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市场经济同样是不可跨越的。即使在向未来的产品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市场经济的因素也不会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最后，毫无疑问，在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向联合起来劳动的生产方式过渡时，信用制度会作为有力的杠杆发生作用；但是，它仅仅是和生产方式本身的其他重大的有机变革相联系的一个要素。”［5］（P686-687）市场经济所具有的这种历史必然性在根本上是与人的发展实际逻辑相一致的。在人的依赖关系的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与之相适应的只能是自然经济。在物的依赖性的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这样，就产生了商品经济。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这样，就需要产品经济的大发展。因此，只有在坚持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的基础上发展市场经济，才能避免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这样，在利用市场经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所以，我们需要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新自由主义主张的市场经济。在现阶段，只有坚持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的前提下，将信息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信息化才能成为生态文明发展的新的机遇和条件。

　　文化社会形态的变革是确立新生态文明的思想条件。文明的多样性是文明发展的动力。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P276）其实，德文的“文学”（Literatur）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方面的著作，可以将之看作是“文明”的意思。这样，在文化的社会形态的层面上，可以将人类文明的发展划分为“民族文学”（地域文明）和“世界文学”（世界文明）两种形态。因此，只有与世界文明结合起来，智能文明才能成为新生态文明发展的起点。这就是要通过在东西方文明之间展开创造性的对话和交流，来建构生态文明。但是，目前的全球化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的，事实上是资本逻辑在全球扩张的过程和产物。这样，就需要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来引领全球化，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指导生态文明建设。在此前提下，一方面，我们必须树立科学的自觉的民族意识。目前，主要是要防范后现代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陷阱”，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运用自己的历史资源、以自己的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形成自己的生态文明。另一方面，必须树立科学的主动的开放意识。这就是要利用全球化提供的有利机遇，避免西方工业化的生态弊端，学习和借鉴西方文明的生态治理经验，在包容和开放中来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建设生态文明。今天，承认和尊重文明多样性，把它作为社会凝聚力、可持续发展和稳定的因素，已经成为国家和国际政治考虑的重大原则。因此，文明多样性原则同样是建设新生态文明的科学的文化视野。总之，只有在社会形态的总体变革的过程中，智能社会和智能文明才可能在发挥自己的生态功能的基础上成为一种新的生态文明形式，否则，智能社会同样是不可持续的。

　　显然，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生态文明是贯穿于所有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始终的基本的文明结构。事实上，生态文明就是随着文明形态的变迁而不断发展的。当然，在反思工业文明的生态弊端的过程中，人们才真正开始了自觉地建构新生态文明的历史进程。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中文2版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2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中文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中文2版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生态文明论文范例篇4

　　一、认识生态文明的内涵

　　面对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生态平衡日益破坏、社会病症不断出现等情况，一些学者开始批判单纯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和数量而不顾生态环境的经济增长模式，提出了人与自然、生态与经济和谐发展的理念。他们指出，我们过去的一个重大错误就是没有认识到，“现代人没有感到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感到自己命定是支配和征服自然的一种外来力量。他甚至谈到要向自然开战，忘却了：设若他赢得了这场战争，他自己也处于战败一方。”［3］因此，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每一种环境因素，在某种程度上，都能引起经济崩溃、社会紧张和政治敌对。……它们在数量上快速地积累，在范围上不断地扩大。虽然它们不能总是直接地导致冲突的爆发，但是，它们能够加剧这个世界的不稳定。”［4］从以上可以看出，生态危机在本质上就是由于人类忽视自然界的发展规律而任意破坏自然界所引起的。一些人为了自身物质的满足，不顾自然界的承受能力而向自然界进行无限制的掠夺和索取，对自然环境进行不负责任的任意破坏，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生态环境的失衡和紊乱。因此，生态危机并不只是自然界本身所发生的单一的异常变化，不单单是单纯的一个生态环境问题，而是涉及人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关乎人类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从本质上看，生态危机是一场严重的社会危机，是由于人与自然界发生相互冲突而造成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其根源主要在于人类既有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努力祛除工业文明带来的种种弊端过程中所建设的生态文明，是一种崭新的以产业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文明形态，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崭新阶段。它坚持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努力实现人类自身、经济社会和自然界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是生态文明的广义概念。从狭义上说，生态文明，是指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等并列的社会文明的一个方面，是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界之间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在我国，所建设的生态文明，一般是指这种狭义上的生态文明概念。生态文明无论是作为一种社会形态还是作为社会文明的一个方面，都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即生态平衡意识、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和公正合理的制度。当生态文明逐渐发展，备受重视，并成为人类的主导观念，影响到社会生活模式和人类未来发展的时候，生态文明也就会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形态。

　　当然，建设生态文明，并不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要阻止经济发展，而是主张在维持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发展物质生产力，使生态环境对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起到积极作用，实现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和相互促进。具体来说，生态文明所包含的内容有：一是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保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二是人与自然界之间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互利共赢、协调发展的关系，人类要在自然界可承受的范围内对自身活动加以限制。三是人类不仅要注意自身活动给自然界带来的近期影响，而且要注意给自然界造成的长期后果；不仅要关心由人的活动所引起的自然界的有利变化，而且要关注已经、正在和将要发生的对自然界不利的变化。四是人类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要不损害后代人的利益，保障当代人和后代人都具有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存发展的权利，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二、从生态文化的历史传承中丰富生态文明思想

　　亨廷顿认为，文明“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包括‘价值、规则、体制和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赋予了头等重要性的思维模式’”，［5］它“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5］而“政治制度是文明表面转瞬即逝的权宜手段，每一个在语言上和道德上统一的社会的命运，都最终依赖于某些基本的建构思想的幸存，历代人围绕着它们结合在一起，因此，它们标志着社会的延续性。”［5］从这一观点看，生态文明的实现，与其说是一个社会政治及其它制度的建构过程，还不如说是一个生态观念和生态文化深入人心、成为社会固有观念的过程。因此，提高生态文明意识，“在整个生态文明构建过程中起着基础性和关键性的作用。”［6］这一过程实质上就是生态文化的社会传播过程，也是人类通过自我学习和自觉实践逐渐将生态观念融入到历史、习俗、体制、道德等人类思想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生态思维模式的过程。实现生态文明，要从古今中外的文化传承与发展中寻找保护生态环境的有益经验。

　　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就意识到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注意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原始时期，人们就以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的形式来表示对大自然的尊重。西周时期，就有了从制度上保护生态的措施。《周易》中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也就是强调人必须按照自然规律办事，顺应自然，谋求天地人的和谐。

　　儒家思想倡导的“天人合一”、“仁爱及物”思想，核心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中庸》中所说的“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里的“天地”就是指自然，“与天地参”，是说人在地位上与“天地”并立，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在西方，古希腊时期的宇宙自然观认为，宇宙是一个有秩序的整体，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要与自然界和谐相处。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人类更加趋向于回归自然，过一种质朴、田园般的生活。随着科学艺术的发展，人们不断追求纯科学的精神，强烈地希望探求世界的本原。他们开始从自然界本身的运行、发展中解释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对自然的认识更趋科学。然而，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西方社会走上了一条“以人为中心、征服自然界”的道路，人类成为“万物的尺度”。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更强调人是世界的中心，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理论，这在康德先验哲学、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主体性哲学、培根的关于人类可以凭借科学技术征服自然的思想中得到深刻体现。20世纪以来，工业社会的高速发展引起的生态环境的破坏直接影响到了人类的生存生活环境，引起了整个西方社会的高度关注。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越来越强，各种环境保护运动越来越多，以环境保护为宗旨的政党得到建立并越来越有发言权，各种生态保护的会议不断召开，相关的规章制度不断得到建立。

　　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也有许多关于保护生态环境的著述。马克思早在论述有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时就指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能够通过认识自然来支配和改造自然，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但是一定要按照自然规律办事。“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能够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7］因此，人类要爱护自然，要与自然保持协调，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良性循环系统，而不要一味地想着去征服自然、破坏自然。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8］

　　三、根据生态社会化规律培养生态文明意识

　　增强生态文明意识，“在表层操作方面包括公民对于生态文明知识的知晓和认识，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态度与评价以及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预期与参与程度；在深层的理性认知方面，应该包括公民对自身在生态文明构建中的社会角色、承担的社会责任、享有的社会权利和对社会基本规范所持有的认知与观念。”［6］因此，要在继承和发扬古今中外的这些优秀的生态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根据人的思想行为发展规律，通过生态社会化的过程，传播生态文化，使人们养成良好的生态文明意识。

　　第一，通过教育学习，实现对生态文化由理性认知向思想观念的转化。事实证明，知识是人类认知的前提，没有生态科学的知识背景，人们就很难对生态环境的状况有足够的认识。没有把握生态科学知识，人们就不会对生态危机的严重危害有深入理解，更谈不上生态危机意识的培养。因此，普及生态科学知识是培养生态文明意识的前提，也是生态文明教育发挥作用的首要前提。加强生态文明教育，可以通过新闻媒体、科普讲座、组织讨论会、开展科学知识竞赛等方式，传播生态环境科学知识，使人们了解当前生态环境危机的现实状况，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的措施和方法等，使人们在良好的社会氛围中自觉地学习和接受生态知识，自觉地提高思想认识，为生态文明意识的培养奠定基础。

　　第二，优化欲望、情感、信念、意志等非理性因素，发挥主体在生态文明意识养成中的积极作用。个体的学习主要是理性思维的过程，但也摆脱不了非理性因素的影响。现代社会个人精神生活的丰富和发展，使得非理性因素的个体差异性和层次性愈发明显，这直接影响到个体的人格特征和社会价值选择。保护生态环境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公共选择，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同、接受和内化。当个体的非理性因素与社会生态价值选择保持一致时，能够促进生态意识的社会认同；当非理性因素与社会生态价值产生冲突时，生态意识的社会认同速度就会减缓，此时就需要通过强有力的文明教育去调整这种关系。生态文明教育通过教育社会个体优化非理性因素，激发和活跃公民保护生态环境的热情，促使生态保护意识为个体所接受和认同。一是要加强对欲望因素的疏导和调节。欲望是个体需要的一种渴望，是人类最为基本的原始动力和价值追求，是行为的直接动机，也影响到个体价值选择的趋向。合理的欲望作为正当的行为刺激，能激发人们进行一定社会行为的热情。因此，要通过对欲望因素的科学疏导和有效调节来满足个人的合理要求，通过生态价值选择的引导获得社会的认可，实现人类行为的生态价值趋向。二是要加强对情感因素的引导和激发。

生态文明论文范例篇5

　　（一）现状：群众生态文明意识总体水平不高当前，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但生态失衡、资源短缺问题也日趋严重，因环境问题导致的社会频发。虽然群众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度不断提高，保护资源、改善生态环境已成为群众的迫切诉求，但群众生态文明意识总体水平仍然较低。[4]据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全国调查显示，69.9％的群众认为环境保护非常重要。[5]但中国社科院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相对于其他社会问题，群众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够。对“我国面临的问题”排序，群众将环境问题列为第五，社会治安、教育问题、人口问题、就业问题都排在前面。对“我国发展目标”排序，环境问题也列为第五，而经济发展被排在第一，其次是科教进步、人口控制和社会公平。以上数据说明，群众不但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够，而且对我国“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相互协调”的发展战略缺乏充分的认识。35％的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仍然停留在环境卫生的层面。[6]尤其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传统心态，影响着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据调查显示，只有51.9％的群众会偶尔关注自身周边环境问题，其中53.08％的群众是为了维护自身权益。面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时，只有69.6％的群众想到依靠法律途径解决，其中53.8％的群众“希望别人向政府反映情况”，43.1％的群众“在有人组织的情况下愿意解决此事”，3.1％的群众会“很无奈，忍着”。[6]生态教育是培养群众生态文明意识与素质的根本手段。《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领》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开展环境宣传教育以来，群众生态观念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总体水平还不高，不同地域和群体还存在明显差异。[7]政府、社会和媒体开展的生态文明教育多是环保公益讲座、理论研讨会、环保科普等，对群众的影响力和带动力不够。作为生态文明教育主阵地的学校，由于受教育模式和考核机制制约，加上一些教师自身生态素养不够，对生态文明教育缺乏足够重视，学生虽然具备了一定的生态道德观念，但未形成自觉的行为准则，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往往还局限在表层，远远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群众往往只关心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各种环境问题，如水、大气污染、噪音、工业垃圾、生活垃圾、食品安全，但这些都属于浅层生态文明意识，也称为“日常生态文明意识”。对更广范围的深层生态文明意识，如野生动物植物保护、耕地减少、森林破坏、荒漠化、海洋污染等与公众生活较远的生态问题则知之甚浅，对于气候变暖、酸雨或其他大规模生态灾难更是漠不关心。

　　（二）对策：加强教育宣传，提高群众生态文明意识中共十报告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尚，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1]群众生态意识水平影响着群众的价值取向、行为选择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群众生态文明意识不但受性别、年龄、收入、职业和文化程度等自身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还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主导价值观念、管理机制体制、媒体宣传教育等社会因素影响。因此，提升群众生态意识应采取多种方法和途径。学校是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的主阵地，家庭是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的重要基地，社区是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的重要土壤，媒体是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的重要平台。1972年，英国伦敦大学英王学院院长卢卡斯教授将环境教育分为三个阶段：关于环境的教育、在环境中教育、为了环境的教育。“关于环境的教育”是指环境知识和技能的教育，“在环境中教育”是在现实环境中进行环境教育，“为了环境的教育”是指环境价值观与态度的培养。[8]西方各国环境教育大都经历了“卢卡斯模式”的三个阶段，但我国人口和经济发展方面与西方不同，尤其地域、行业和文化的差异很大，我们必须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生态文明意识培育模式。一方面要进行宏观的全局性的生态文明意识培养，弘扬中国传统生态文化，让生态文明教育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另一方面应立足本地，关注本乡、本土，因地制宜，有重点、有针对性地推动本区域的生态环境教育和宣传，提升群众的生态文明素养。

　　二、实践维度：群众生态文明行为

　　（一）概念界定群众的生态文明行为，是指群众发挥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绿色生产、低碳生活和理性消费，以及主动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政府决策、管理监督和效果评价的具体实践。绿色生产是指节能、降耗、减污的生产方式。低碳生活是指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以自然健康、返璞归真的方式生产生活。理性消费是指按照追求效用最大化原则进行的可持续消费。马克思认为：“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9]人的行为活动是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的，是自觉的、能动的活动。这种在自身中有意识、有目的的能动活动，使人成为主体。[10]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也是自然界的塑造者。自然界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资料。“良好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人类生产生活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必须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工业文明的生活方式把人的物质需要和人对财富的占有作为人类的唯一追求，引发了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金钱拜物教以及奢侈浪费等。恩格斯指出“：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11]当群众真正认识到生态可持续、经济可持续、社会可持续的重要意义时，才能主动将爱护自然、保护环境的生态文明意识转变为自觉的生态文明行为。群众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生活和消费行为是群众建设生态文明的实践路径。

　　（二）现状：群众生态文明实践的广度深度有限环境问题不是“天灾”而是“人祸”，需要人从自身的态度与行为层面寻找原因。1993年4月，71个国家1600多位资深科学家（包括半数以上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联合署名了“全球科学家呼吁世人的一封信”（WorldScientists’WarningtoHumanity），指出人类活动已给环境和资源带来无可逆转的伤害，严重危及人类社会与动植物界的未来。《环境伦理汉城宣言》也认为“，如果我们再不对传统价值观与信仰进行反思，其结果将是环境质量的进一步恶化，最终导致全球生命支持系统的崩溃”。[12]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积累下的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显现，江河水系和土壤污染高发频发，还有近年来频现大范围长时间的雾霾污染等，对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影响和损害，由此引发的群体性环境维权行为显著增多。老百姓过去“盼温饱”现在“盼环保”，过去“求生存”现在“求生态”。群众的生态意识明显提高，但还没能完全转化为生态实践，成为群众的日常生活理念。群众一方面呼吁生态文明，另一方面在行为方式上又表现为一定程度的冷漠，知多行少，说多做少，理念与行为脱节。据环保总局和教育部调查显示，75％的公众在购物时不考虑环保因素，只有35％的人会购买相对价格较高的环保产品，仅仅30％的人处理废弃物符合环保要求。据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调查显示，69.6％的人认为周围人行为不符合环保标准，但如果需要他们去干涉或监督时，只有35.1％的人考虑去过问，而真正会采取行动的人则更少。[5]这些结果反映出群众生态文明实践呈现严重的“政府依赖型”和“自利型”特征。传统的粗放型生产、生活、消费方式给生态环境带来很大影响。据新华社报道，中国生产的粮食有35％被浪费，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食物约合2000亿元，相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粮。餐桌外的浪费高达700亿斤，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13]在农村，很多农田依然采取大水漫灌方式，造成水资源的巨大浪费。农民为提高农业产量，往往过量施用化肥、农药，导致严重的农村面源污染。有些农民为了省时省力，直接采用焚烧方式处理秸秆，既浪费了土地肥力，又造成了大气污染。群众消费理念不成熟，攀比和炫耀心态严重，非理性消费盛行。西方工业文明所倡导的“多买、多用、多扔”的生活方式和“多多益善”的价值观念使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成为时尚，加剧了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生活者的致害者化”日益凸显，也就是说，以前是环境受害者的广大群众现在变成了环境问题的发生源，直接或间接引起了环境的污染和破坏。[14]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发出的噪音、产生的垃圾、排放的废水与废气等，已大大超出环境承受力，很大程度上成为环境污染与破坏的重要致因。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必须以环境资源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适度消费为特征，以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为标准，崇尚精神和文化的享受，倡导艰苦奋斗、崇尚俭朴、注重环保的可持续理性消费，使群众的生产、生活、消费方式与物质生产发展水平相适应，与自然环境承载能力相协调，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三）对策：创新管理模式，促进群众生态文明实践生态文明建设就是按照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对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进行生态化改造，在生产、消费和流通领域推动绿色生产、低碳生活、理性消费，以较少的资源消耗和最低限度的环境污染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对于政府而言，就是要加强宏观组织引导，创新管理机制，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制度设计和完善，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生态文明建设道路和方法。对于群众而言，就是要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将生态文明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积极投身生态文明实践。总之，使生态文明建设主体从一元到多元，生态文明建设格局从单向到共治，生态文明建设方式从科层化到扁平化，最根本的在于构建坚实的群众基础，紧紧依靠群众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广泛深入开展。首先，加强宏观组织引导，丰富群众生态实践形式。政府、企业、学校、家庭可以组织多种多样的生态教育实践，比如开展感受自然、爱护动物、建立环保网站、发行绿色刊物、组织环保意识调查、生态文明知识竞赛、生态环保研讨会和征文等活动。通过这些生态实践活动，可以提高群众的思想认识，树立绿色消费观念，增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责任意识，把生态文明理念转变为节约资源、能源和保护环境的自觉行为。只有广大人民群众转变思想观念、践行环境友好的生产、生活、消费方式，生态文明建设才能取得明显成效并长久开展下去。其次，运用市场经济杠杆，激励群众生态实践行为。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外部性效应，往往导致“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应充分运用市场经济手段，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加快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革，提高排污收费标准，推行碳排放权、排污权交易、水权交易等制度，完善社会资本投入的市场化机制，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建立完善的奖惩措施，补偿群众投入生态实践的成本，激发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生动力，引导全社会齐心协力走低碳、绿色、循环发展之路。第三，发展非政府环保组织，推动群众环保运动健康发展。环保NGO是群众开展生态实践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国内外的各种环保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绿色和平组织、海洋保护者协会、自然之友，还包括大批高校组织的环保社团协会，已经成为生态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应进一步出台支持鼓励社会团体参与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适度放宽限制，促进民间环保社团的成立，加强对环保社会团体管理、指导和监督，鼓励和引导群众积极加入各种民间环保组织和环保志愿者活动，最广泛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在全社会形成爱护环境、节约资源的新风尚，推动群众生态实践蓬勃开展。

　　三、制度维度：群众生态权利与义务

　　（一）概念界定生态权利是指每个人与生俱来享有健康生态环境的权利。一个健康的外部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须，生态权利是人类的基本权利。1972年，联合国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明确指出“：人类有权在一种有尊严的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15]群众的生态权利包括环境知情权、享有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即获取相关生态环境信息的权利，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活的权利，参与公共环境事务的权利，对政府企业行为进行监督、检举和控告的权利。群众享有生态权利的同时也应当积极履行保护生态的义务。《人类环境宣言》明确指出，人类“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群众生态义务包括遵守已有生态文明法律法规、推动生态文明立法完善、践行生态文明行为规范，具体表现为生态宣传义务、生态保护义务、生态奉献义务和生态自律义务。马克思认为：“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16]《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条明确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每一个人都在影响环境，同时也受到环境的影响。生态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每个人以及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保护生态环境关系到我们的共同利益。因此，我们必须主动承担生态责任，积极履行生态义务。群众生态权利与义务协调统一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必须坚持群众权利与义务的统一、群众参与和国家治理的协同，在政治、法律、道德等方面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

　　（二）现状：群众生态义务与生态权利缺乏规范美国著名国际法学家爱蒂丝•布朗•魏伊丝认为“：地球权利和义务是内在联系的，权利总是与义务结合在一起。”[17]任何人要享受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存的权利，就必须同时履行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义务。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总是把生态权利与环境义务割裂开来，或者片面强调人对自然的权利和人自身的需要而忽视人对自然的义务和责任，或者片面夸大环境义务的重要性而忽视人自身的权利诉求。生态义务和生态权利是辩证统一的，没有生态权利的生态义务难以履行，没有生态义务的生态权利也不可持续。群众只有在履行环境义务的曲折过程中才能确保生态权利的保障落实，而那些逃避或漠视生态义务、只想享有生态权利的人最终必然丧失生态权利。西方主要是通过“自下而上”的公众环保运动来推动环境保护的。当环境问题出现时，首先是公众自发组织起来，督促政府制定环境政策、法规、标准和规划，监督和限制企业排污。很多环境政策都是在公众的倡议、参与、监督下产生的，因此，西方环境政策的实施、法规的执行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鲜明的“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特点，大多数生态活动都是由政府倡导、组织、支持和赞助的，如“中华环保世纪行”、“环境保护宣传月”“、世界环境日”等活动。这种模式可以迅速集中有限资源改善环境问题，比较适合我国国情，但同时也弱化了群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导致群众对自身权利与义务认识不充分，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十分有限。调查数据显示，虽然84.6％的人不同意“环境保护是国家的事，与我无关”，但大多数人对个人努力的信心不足，在回答“改善环境问题主要依靠什么时”，只有9％的人选择“每个人对环境保护的努力”，还有5.8％的人选择“公民自发的环境保护运动”，但是63.3％的人认为“单靠个人努力，无助于解决环境问题”。[5]群众往往只参与环保公益讲座、理论研讨会、环保科普、环保教育等宣传教育层面的活动，很少能够真正参与生态法律法规制定、具体项目建设决策和环保项目评估，群众维护自身生态权利缺乏法律和制度保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要建立健全相关法制法规，依法解决群众合理合法的生态诉求，使群众由衷地感到权益受到了公平对待、利益得到了有效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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