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政策

计划生育政策篇1

　　【关键词】渐进决策；计划生育政策；人口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党和政府虽然高度重视计划生育工作，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干扰，计划生育工作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人口数量不断增长，造成了今天人口多、底子薄的现状。但是，我国目前拥有的资源是非常有限的，我国人均所拥有的资源本来就很少，如果再不控制人口，人均占有的资源会越来越少，这样一来，就会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严重影响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一、渐进决策的基本内涵

　　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是美国当代著名的经济和政治学家，“政策分析”的创始人。他认为，决策过程是决策者基于过去的经验对现行政策的稍加修改而已。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看上去似乎行动缓慢，但积小变大变，其实际速度要大于一次大的变革。政策上大起大落的变化是不可取的，往往“欲速而不达”，会危及社会的稳定。渐进的决策分析战略与多元的决策结构，构成了其决策观点的主要框架。而渐进决策，就是指决策者在决策时在既有的合法政策的基础上，采用渐进方式对现行政策加以修改，通过一连串小小的改变，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逐渐实现决策目标。林德布洛姆认为，政策的制定既是一个科学的过程，又是一个社会互动过程，由于多重主体的参与和制衡，行政决策实际上只是根据过去的经验，经由对现行政策作出局部的、边际性的调适过程达到共同一致的政策。决策的制定和完善将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是谨慎的步步试错过程，而不是对以往的政策的推倒重来。林德布洛姆认为渐进决策需要遵循以下三个原则：按部就班原则。决策过程只不过是决策者基于过去的经验对现行决策稍加修改而已。他把决策过程视为一个按部就班的过程，也就是强调决策过程的连续性。渐变调适的原则。在林德布洛姆看来，渐进决策对现实的变革是通过一点一点的积累，从而实现根本的变革；所实施的决策方案也不是全新的方案，而只是对现行政策所做的小规模或稍大规模的调整。稳中求变原则。为了保证决策过程的稳定性，就要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通过一系列小变达到大变之目的。按照这一理论要求，决策者在进行决策时，首先要认真分析研究以往的决策方案，总结经验教训，然后再制定出改革措施。此外，渐进决策注重事物变化的量变的积累，以量变导致质变。它强调在进行改变时维持社会和组织的稳定，因而主张不间断的修正，而不是引起动荡的变革，逐步地对政策加以修改并最终改变政策。

　　二、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大体经历了以下5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953年到1961年，是提出计划生育的阶段。由于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和医疗卫生工作的开展，危害人民生命的急性传染病得到控制，人口死亡率显著下降，出生率则继续保持高水平，因而人口增长速度加快，进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人口增长高峰期。第二阶段，从1962年到1970年，是开始实行计划生育的阶段。由于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发展，人民物质生活和营养状况得到改善，结婚生育人数大幅度上升，人口开始猛增，从1962年起出现了长达8年之久的全国性的生育高峰，1962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重申“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增长率”，这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了马寅初《新人口论》中的部分观点。第三阶段，1978年，是全面开展计划生育的阶段。以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商业部、燃料化学工业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为标志，全国城乡计划生育工作全面开始。控制人口增长的指示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首次明确了“晚、稀、少”和“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量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具体生育政策。推行计划生育被写入国家根本大法――《宪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从此有了法律的依据。控制人口增长取得显著成效，人口出生率从1970年的33.43‰下降到1978年的18.25‰，实现了历史性的下降。第四阶段，从1979年到1990年，是计划生育蓬勃发展的阶段。1979年，国务院在五届全国人代会上提出要将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10‰左右。此后，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中共中央于1980年9月25日发表了《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即著名的9.25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要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特别是各级干部，带头响应国家的召号，这成了我国计划生育史上的里程碑。第五阶段，从1991年至今，是计划生育工作进一步发展完善的阶段。2003年2月，中央决定将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会”，这说明国家更加关注人口素质。

　　三、计划生育政策与渐进决策模式相适应

　　1.计划生育政策坚持了按部就班的原则。渐进决策模式非常强调政策的连续性，认为新的政策方案只是对原有政策的“修修补补”，渐进决策模式把政策看成是连续不断的过程，它是出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遵循规律――探索、试验、渐进的过程，对现行决策加以修改，通过一连串小小的变动，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不断总结经验，开拓前进。而且决策的制定往往需要有一个经验积累的过程、人们心理承受的适应过程及决策方案不断修正与完善的过程。从计划生育政策的提出到现在的这五个阶段，说明我国政府很好的运用了渐进决策的方法，从1953年到1961年，提出计划生育。从1962年到1970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虽然中间经历了的阵痛，但是在1978年，又开始全面开展计划生育。而从1979年到1990年，则是计划生育蓬勃发展。从1991年至今，计划生育工作进一步发展完善。

　　2.计划生育政策坚持渐进调试的原则。一个有效的政策应该是对原有政策的“修修补补”，是一个通过一点一点的政策积累从而达到政策根本性变化的过程。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也就是注重事物变化量的积累，主张通过量变而引起质变，最终改变政策。事物由量变引起质变，质变之后在新的质的基础上又开始新的量变，如此循环往复，事物便不断地由低级阶段进入高级阶段，是逐步形成、发展和完善的渐变过程，而不是迅速地、突然的变化过程。计划生育政策就坚持渐进调试的原则，中间的政策执行过程是那么的渐变，逐步的完成对全国范围内的计划生育的执行工作，使的人民有一个了解，认识，认同，接受，自觉执行的这么一个过程，有利于国家的稳定。

　　3.计划生育政策坚持了稳中求变的原则。政策一旦作出就应该保持一定的稳定性，这是符合辨证思维方式的，从长远来看，人是能够认识世界的，而在某个特定阶段，认识能力又是有限的，要完全认识事物是不可能的，因而要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是只求变，稳是最关键的，计划生育政策在稳定的前提下，变化的幅度也不大，只会改变一些政策上的缺陷的地方，还有执行上的不力的地方，不会对整个政策本身去改动的，这就避免了政策作为政府管理社会的工具而陷入到无法适用的地步。

　　任何一个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包括政策的稳定和社会的稳定，而一旦政策的稳定性被打破，则再完美的政策，执行也会变得很难得，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适用了渐进决策模式，使的这一政策从制定到执行都比较容易，而且十分有利于国家控制人口数量，有利于提高国家的人口质量，政府按照目前的情况，稍微的转变一下计划生育的执行方式或者改变一下计划生育目前来说不符合中国实际现状的那一小部分，我们中华民族必定秀于世界民族之林。

　　参考文献

　　[1]丁煌。林德布罗姆的渐进主义决策理论[J]。国际技术经济研究，1999（8）

计划生育政策篇2

　　关键词：计划生育 公共政策

　　一、计划生育政策基层执行概况

　　1、什么是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是指执掌公共权力的国家机构或其他社会公共权威组织在特定历史时期，为实现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目标而制定的行为准则和实施方案，它由一系列法律法规、行政命令、会议决议文件、明文条例等各种表达执掌公共权力的国家机构或社会公共权威组织的某种特定意图的行动方案组成[1]。1

　　2、什么是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控制公民生育，对中国人口实行计划管理的人口控制的一种公共政策。

　　3、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概况

　　（1）宣传形式多，内容陈旧。

　　计划生育的宣传形式多样，种类繁多，但是内容陈旧，宣传时间都在计划生育突击时，宣传的地点也在交通便利的地方，其内容陈旧。

　　（2）从村级执行到乡级执行：小分队取代村干部。

　　从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农村计划生育工作主要是 通过基层的村干部执行。后来，乡政府成立了“计划生育小分队”。小分队取代了村干部的执行功能，有利于当时计划生育工作的进行，同时也削弱了村级的行政权力。基层政权已面临责任极度膨胀和职能急剧萎缩的矛盾之中[2]。

　　（3）执行困难，群众缺乏健康的生育观念。

　　农民是一个数量庞大而思想比较单纯的群体，传统的观念在他们心里根深蒂固，通过生育传宗接代是他们的生命意义之一。而计划生育政策正好在一定程度上强制性的剥夺了他们的这种权利，所以大部分农民对计划生育政策采取抵制态度，他们的生育观念很难 “顺从”计划生育政策。

　　（4）执行计划生育的队伍整体素质不高，经费投入少。

　　大部分执行计划生育的人员责任意识淡薄，对计划生育政策的知识和技能掌握的也不够好。另一方面，乡镇计划生育队伍没有纳入公共财政拨款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共政策的执行。

　　公共政策的运作的本质是相关政策主体之间基于利益得失的考虑进行的一种利益博奕过程[3]，所以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基层运作过程中，有必要先对农民的认识和态度进行研究。

　　二、影响计划生育政策基层执行效果的因素

　　1、主观因素：

　　（1）执行者自身素质

　　上文曾提到计划生育基层操作的过程中，由于执行人员的素质问题，不仅严重阻碍政策的实施，甚至还影响国家和政府的形象。在农村计划生育中，他们先是把家里值钱的东西搬走，甚至粮食，然后把耕牛拉走，牛车拉走，家里门窗拆下……还不够，接着采取诸如破坏房子结构等等极端破坏措施，逼迫相关人员拿出钱来。这些措施都严重的危及该家庭的生存和生产能力。

　　（2）执行者的道德及责任

　　公共政策以国家权力作后盾，具有极强的公共权威和普遍的社会影响力，加之政策执行阶段的主体基本只由政府官员担当，这部分人同时又拥有相当多的政策制定权，由此决定了政府官员在公共政策全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决定了他们的素质、能力和操守如何与政策的效果利害相关[4]。

　　公共政策执行是公共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和公共权力的具体实施过程，因此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容易产生道德风险问题。公共政策执行的道德风险即人们在执行公共政策过程中存在的执行不作为、投机、以权谋私等道德失控的心理和行为，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公共政策执行效果和公共政策目标的最终实现[5]

　　（3）政策执行机构本身的问题。

　　各个不同的组织内部的权力结构不同，领导管理水平不同，这会直接导致政策执行的效果不同。相对而言，权力结构扁平化的，民主的组织内部政策执行更有效，政策执行的信息传递更真实。

　　2、客观因素

　　（1）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因素

　　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曼昆认为：“一个社会的兴衰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其政府所选择的公共政策。”在中国未来的改革与发展进程中，无论政府改革与自身建设的目标如何表述，建立和完善“公共政策的决策和执行体系”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好的公共政策是富民强国、和平发展的最重要、也最有力的工具。政府要从理念、目标、职能和行为等多个层面，全方位地完成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型，这是必须在不太长的时间完成的政府改革与自身建设的阶段性目标[6]

　　（2）政策的利益关系

　　政策执行本质上是相关政策主体之间基于利益得失的考虑进行的一种利益博弈过程[7]。

　　利益应该是一种关系，整合某种社会资源的一种关系准则。对于农民来说，利益关系在计划生育过程中也是重要的方式。关系是保护伞，能遮风挡雨。送礼请客等行为是非法的，但从村民自身利益和时下社会环境来看，几乎成了被锁定的事实。

　　（3）农民的因素

　　生育率的降低并不标志着人口的根本转变，人口的根本转变惟有在农民生育观念发生根本转变之后才能实现[8]。

　　生育观是人们对生男育女的基本看法和观点。受传统思想影响，农民朋友有一套自己的生育观念。在他们看来，生育不但满足了农民在人生终极与社会继嗣上的需求，而且还满足了他们情感深处对于儿女绕膝与通过子女“续”自己“人生之梦”的渴望。

　　三、公共政策基层运作的优化

　　从当前农村计划生育实施存在的问题来看，要真正的实施好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使计划生育成为利国利民的重要措施，同时更好的保护好行政相对人的利益，推进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和谐建设，在实施计划生育的过程中建议做好以下工作：

　　1、政策制定的科学化

　　（1）公共政策科学化是指：决策者及其他参与者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及方法， 特别是政策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决策，并采用科学合理的决策程序， 任何人不得随意改变或者不执行这些程序，并且在公共政策成熟的基础上，把调查程序、决策程序、执行程序、评估程序等这些合理的程序变成制度和法律的过程。2

　　（2）政策主体的优化。在集权制和分权制这两种不同的政府体制组织形式下，决策权限在上、下级之间的分布是不同的，集权制下决策往往依赖于上级的决策或旨意；分权制下决策则有很多来自下级本身的志愿。因此不同的权力结构会直接影 响政策的制定是否民主，更接近于现实情况，这也直接影响了政策执行的效果的好坏。就我们现在的国情来看，我们要推动思想创新、体制创新和方法创新，改进和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目标管理，推进各项改革措施的落实。

　　（3）利益群体的参与

　　公共政策的公开化和民主化的目标就是要让政策的相关利益群体参与其中。从政策制定的阶段就使相关群体评估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比如，在农村计划生育中推行计划生育村民自治方式，建立村民自治系统，村民自发进行自治活动。

　　（4） 建立相关的配套措施

　　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促进农村计划生育的很好的配套措施。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不断深入和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育龄群体对计划生育社会保障的要求越来越高，而我们现有经济和社会条件又无法充分满足群众的需求。因此，在不断完善计划生育政策的的同时，要加快农村计划生育社会保障机制建设。

　　2、公共政策执行的优化

　　（1）提高执行人员的素质

　　公共政策制定的目的是为了实施，只有实施以后，政策才能转变为现实，进入其自身生命周期的活跃阶段。不同的执行者可能将政策引向不同的方向，导致不同的结果。具有良好素质的执行者会直接引导政策的良性循环，而素质较低的执行行者会带来政策执行的无效，甚至恶性循环。因此，我们要在村级计生队伍建设上采取举措，完善管理机制，加强教育培训。

　　（2）还有就是要建立相关的责任机制和监督机制。

　　建立政策执行者责任机制，将有助于激发政策执行者的进取精神和创新意识，使政策执行者的权责统一，提高他们的责任意识，促使公共政策更好的执行。基层的监督应该不仅仅是体现在制度上的监督，还有党的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等。同时要切实落实计划生育的检查制度，做到防范于未然。

　　（3）政策执行的环境因素影响。

　　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仍然是这个社会的主流文化，负面影响最大，如官本位意识、政治全能主义、人治思想等。顾准先生说：“要发展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传统文化。”3我们应该汲取西方民主文化的精髓，形成一种新的主流文化，这将大大促进公共政策执行的良性发展。

　　人类学家泰勒认为：“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与习惯的复杂整体[9]”那么，什么是生育文化呢？生育文化就是指人类在一定经济、社会条件基础上，形成并不断延续的关于人们的生育行为的文化，它是社会文明的一种形式，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现阶段我国农民生育文化的的核心内容是生育男孩，农民已经具备了现代生育文化的某些特征，但是传统生育文化仍然主导着农民的生育行为。因此要加强教育增强农民现代生育的意识。

　　[1]金太军，公共政策执行梗阻与消解[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5

　　[2]施振强，镇政权运行有四难[J]，改革内参，2000（24）

　　[3]丁煌，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3）

　　1 金太军。公共政策执行梗阻与消解[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5－6.

计划生育政策篇3

　　关键词：计划生育 生育率下降

　　一、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与人类相比，动物“计划生育”的历史要悠久很多。许多动物为了自身的长期生存，会自觉不自觉地实行“计划生育”，使自己繁衍后代的数量与环境保持平衡。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瑞典南部的红狐以野兔为食。当野兔的数量明显减少时，红狐就会减少繁殖以对抗将来的饥荒。在肯尼亚的热带大荒原上，如果天气过旱，羚羊便会把即将分娩的胎儿继续留在腹内，直到普降甘霖，草木丰盛。所幸人类在近晚也懂得了计划生育。但初学的人类要真正实行好计划生育，其路漫漫，还需不断地求索。

　　在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国政策秉着“人多力量大”的原则，鼓励多多生育。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面对22%。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中央政策认识到要限制人口的增长，在50年代末期，开始在上海等地宣传并尝试开展计划生育政策。1958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及1966年的，使得我国刚刚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之星火湮灭。到了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才真正开始起步。“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提出‘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所谓‘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结婚；‘稀’指两胎要间隔4年左右；‘少’是指只生两个孩子；并在全国城乡大力开展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免费提供避孕药具和节育技术服务。”[1]1978年，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被写入宪法。之后，我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即“一胎化”政策。由于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顺利的实现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现在的人口出生率和增长率一直保持着下降的趋势。可以说，现阶段，中国人口增长已经从实质性增长阶段转变为惯性增长阶段。

　　二、西欧国家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分析

　　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转变是衡量人口增长模式的重要指标。人口转变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由传统社会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转变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再到现代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及地自然增长率的生育模式的转变。纵观西欧发达国家的人口模式，可以看出，欧洲国家的人口生育率持续下降是伴随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大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欧美地区的大部分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完成了人口由高出生率向低出生率的转变。此后，人口转变又进一步向日本、韩国、新加坡及港台等东亚国家或地区扩散，并先后在这些国家或地区逐次实现。目前，这些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都以下降到1.3左右甚至1以下的低水平。”[2]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持续降低是经济发展后，个体观念的转变的自然结果。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个体受到的教育越来越高，科技不断的充斥着人们的头脑，来自就业和婚姻的压力，使得更多妇女自愿选择生育一个孩子或者是不生育子女。女性教育和地位的提高，有利于减少生育子女数。现代的信息及技术革命使得发达国家的个体自愿选择生育更少的子女数。即现代化带来了生育率的持续下降。

　　三、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

　　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的下降是在经济发达之前出现的，是社会干预、政策影响的产物。“中国生育率的下降受到多种力量的影响，但有三种力量是不可低估的：一是强制性，即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二是诱导性，即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诱导和宣传教育；三是自发性，即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在这多种力量中，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生育率转变具有显著作用。”[3]

　　然而，在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干预作用却是早于和大于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的。这种不是由经济发展带来的自然的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带来的问题也是多种多样的。

　　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发达国家人口状况是先老后富，而我国则是未富先老。国际上公认的一个国家人口老龄化的标准是60岁及以上老年人人口比例占到总人口的10%及以上或是65岁及以上老年人人口比例占到总人口的7%及以上。世界上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是法国，而现在日本被称为“银发之国”，其老龄化程度为全球最高。而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现象大约开始于2000年。

　　然而，我国迅速的人口老龄化主要是由于生育率下降所造成的，由此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这是计划生育作用的结果，可是这却是学术界没有深层次论述的问题，因为这不仅关系到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成就，更关乎未来人口生育政策的走向。只有正确认识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老龄化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好的应对人口老龄化给我们带来的挑战。

　　（2）人口结构不合理，人口的抚养比变大，社会负担加重。这方面的影响是和计划生育政策引起的老龄化有直接关系的。计划生育政策的直接影响就是儿童减少，使得成长起来的劳动力不足。新生儿的比例下降致使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增高，使得社会养老负担、生产需求加重。我国现阶段的人口增长属于惯性的人口增长。大约到2020年，我国的劳动力人口数量将会持续不变，届时，劳动力人口迅速老化，将会形成很大的劳动力空缺。

　　（3）男女性别比失衡。“性别偏好”是人口生育行为中独特的生育文化。由于我国一直以来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造成了现在出生婴儿性别比严重失衡的现象。

　　育龄夫妇决定要的孩子的性别这一行为观念取决于好多的行为观念，是一个系统的概念。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社会经济的不发达需要男性劳动力来维持生计，传统家庭对男孩的重视，社会普遍对女性的隐形的歧视等等因素，加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人们不得不用现代医疗技术来鉴定孩子的性别，进而确定出生婴儿的性别。当这是个体的行为时，微不足道；但当它是群体的行为时，其力量却是巨大的。

　　参考文献：

　　[1]佟新。人口社会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299页

计划生育政策篇4

　　计划生育政策有着不可否认的历史贡献

　　教授认为要对施行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做出客观公正的判断。

　　我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经历了几十年的反复探索才最终出台，应该说是审慎决策的结果，绝不是像有些专家所说是一拍脑门想出来的，总体上也符合当时人口增长超过资源、环境与经济承受能力的历史背景。只是由于在政策实施中急于求成，计生医疗服务一时又没跟上，才放大了其负面效应。

　　事实上，严格的一胎化生育政策的推行，对于我国减少人口抚养消费、增加资本积累，获得长达几十年的人口红利机遇期，有着不可否认的历史贡献。

　　中国生育政策一直在动态调整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生育政策一直在动态调整，施政方式也在不断人性化。如果生育政策未来向二胎化、多胎化，甚至是鼓励性生育政策方向发展，也需审慎决策。

　　采访中，专家也提到。对于目前正逐渐改变的生育政策，还面临着各种问题。计划生育政策的最后一次调整要算是父母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二胎，简称双独二胎政策，但是，各省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有先有后。

　　随着80后进入生儿育女的高峰，越来越多双独家庭开始计划要一个合法的“二胎”。

　　7个月前，北京一对符合政策的夫妇王梅与老公在周围同事、朋友们的羡慕声中，宣布“意外”怀上了老二。已有一个月身孕的王梅开始为即将诞生的第二个宝宝奔波办理生育证。没想到过程颇费周折，盖了30多个红章，带着50多页的复印资料、身份证、户口本等各种证件奔波，等拿到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的《生育服务证》时，王梅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七个月了。

　　“申请的过程非常复杂，也很繁琐。”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某街道计生办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街道计生办没有审批的权力，他们在收齐申请人的信息后，需提交到区级计生委审批核准。如果申请人是北京户籍，办理手续比外地户籍的申请人要省去异地三级证明的程序，但是同样需要证明夫妻双方及双方父母的婚姻和生育状况。其中缺少任何环节的证明，都不能得到《生育服务证》。

　　在王梅提交给北京所在的街道办事处的三级证明表格上，写着每级计生办工作人员的姓名和电话。当她的三级证明交到街道计生办时，工作人员当着她的面拨通了表格中社区、街道、区里的计生部门工作人员的电话，询问核实王梅提供的证明是不是他们调查过的，是不是他们盖章通过的。

　　双独生二胎对计生部门来说，要比生第一胎还要复杂，因为涉及到要证明夫妻双方是独生子女，这就要到各自的夫妇单位选取证明，时间跨度几十年，这对夫妇因为一方父母的单位还是具有历史色彩的革委会，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单位了，需要很多证明。

　　另外，双独双方还要证明自己确实是已经生过一个孩子而不是两个，所以要求有邻居的证明。

　　叶廷芳认为，及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或者取消计划生育政策，相关政策的调整要跟上，比如、产妇如何休产假、二胎上学的问题，甚至独生子女费也需要取消，因为这是对非家庭的歧视。

　　强调，很多人包括专家在内需要明确区分计划生育、生育政策、计划生育工作这三者的不同，分别做出评判。计划生育，是对生育进行制度规划和政策安排，本身是中性的，不但国家有计划生育，个人和家庭亦然。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对人口生育有较为明确的中长期计划，在人口目标相同的情况下，其差别主要表现在制度安排和施政手段方面，亦即生育政策和具体的计划生育实践的不同。

　　“现在很多人往往将三者混为一谈，随意置换或相互替代，笼而统之，不分子丑寅卯地指点评说，很容易混淆视听。”说。事实上，有些人主要是反对不人性化的生育执法，厌恶严格的一胎化生育政策兼憎恨其粗暴执法方式，而非反对计划生育本身。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再来谈论计划生育，才能进行有效的对话。

　　应逐步放开计划生育政策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翟振武认为，应当审慎、分阶段、分步骤、分区域逐步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不能踩急刹车。现在社会上出现对计划生育政策的一边倒的意见，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些人大多生活在城市，城市的生育观念现在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是，我国的城市化率只有百分之四十多，如果在农村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反弹的势能还是非常大的。这是我们近两年请在校大学生回自己的家乡做调查得出的结论。”翟振武说。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曾毅建议生育政策调整应该软着陆。尽快平稳过渡到二孩政策(满足相应的政策，允许生第二胎)，也就是在设置适度晚育时限和间隔时限的前提下，放开生育二孩政策。二孩政策可以大大改善劳动力相对老龄人口匮乏的问题，同时晚育、间隔措施保证了总人口不会在短期内迅速上升。在该政策方案下，我国人口总数预计在2038年达到14.8亿的峰值，然后平缓下降，绝不会导致新的生育高峰与人口失控，也不会造成资源的紧缺和环境保护的失控。

　　曾毅教授建议该政策出台之初即郑重宣布新政策不会再收紧，以降低怕政策再变而抢生的可能性。并且通过宣传教育与经济激励机制提倡适当晚育间隔。

　　“我们已错过三年最好的政策调整时机，但还有五年较好时机。如果等五至十年以后再启动，则将与二孩生育年龄妇女人数高峰撞车，不利于平稳过渡。”曾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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