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易经

南怀瑾易经篇1

　　出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书评

　　国学启蒙自幼始

　　杜怡顺

　　《儿童中国文化导读》共18册，由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指导、吴江太湖国际实验学校校长郭z女士主编，旨在向低龄儿童更好地传播普及国学文化，并且尝试推出一种不同于通常儿童教育的模式。

　　从内容编排上，全书大致依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安排各种国学典籍。如全书以《大学》开始，既秉承了古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的优良传统，也反映了南怀瑾先生在当下对《大学》巨大意义的深切体会。无论是“三纲领、八条目”的全书总纲，还是“定静安虑得”的修行次第，《大学》的文本都是对时下处于迷惘状态的基础教育的一个有力警策。所谓“入门须正，立志须高”，儿童熟悉了《大学》，能为今后的学习和生活打下良好的根基。在《大学》之后，《中庸》《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典籍依次出现，向儿童提供了儒、道这两个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本土思想核心文本，再接《易经》《诗经》《礼记》等集中反映中国初民思想文化的重要文献。在这些上古典籍之后，是南怀瑾先生从《古文观止》这部流传最广的古文选本中精选出的几十篇古文、骈文，篇目上承先秦，下至宋代，勾勒出了1500多年中国传统思想的变化和文风的演进，为全书增加了历史的厚度。在以上这些传统经典之间，又穿插以《笠翁对韵》《菜根谭》《幼学琼林》《鉴略》《内经述》等清新易读，且含纳诸多学科的蒙学读物，犹如阳春白雪之中穿插的乡间小曲，透露出一派庙堂与市井、正统与民间交汇共融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图景，也提供给儿童们一张一弛的阅读节奏。

　　从文本处理上看，这套书只收入文化典籍的正文，并对所有文字标注拼音，还在各页注明繁简字、通假字、异体字、古今字，而不对文本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解读，这也体现了南怀瑾独特的“读经观”。南怀瑾认为：中国文化之所以千百年来流传不息，靠的就是阅读和记诵传统，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初学儿童首先要做的，是对这些经典文本的熟读和记诵。这样的阅读，不是灌输式的知识传授，而是“像唱歌一样，很轻松愉快地背诵”。只有这样，经典才能真正融入生活，而不是一堆僵死的客观材料。

南怀瑾易经篇2

　　【关键词】 南怀瑾；善行；养生

　　南怀瑾先生是浙江温州乐清人，生于1918年，现在九十多岁了。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传播者，奔波教化数十余载，著述三十余种，影响遐迩，是一位颇富神秘色彩的传奇人物。虽已近期颐之年，却依然身体康健，精神矍铄，步履轻盈，智慧敏锐。一个老人能有这样健康的身心，自然有其养生之道，本文仅撷其一点来谈。

　　一、善心生阳，行善最乐

　　行善能养生吗？南先生认为这是必然的，因为它首先可以带来心境的快乐。中国文化有一句名言：“行善最乐。”我们做了任何一件不好的事，心里都会不安、不快乐、慢慢脸色神气都会变坏，精神弄走样了。“假使你真正绝对无条件地行善，帮助别人，有利于别人，做了一件好事，心境自然非常快乐，那个快乐不是道理上讲得出来的[1]”。从心理角度来看，善良的心地会使人身心放松，行善的行为容易激发他人的友爱感激之情，反过来自身会从中获得一种满足感和喜悦感。从免疫系统角度来看，常常行善的人，有益于自身免疫系统。所以《礼记・大学》中说：“德润身。”汉代董仲舒解释说：“故仁人之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静，心平和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养其身。”行善、快乐与养生之间有着一种密切的关系。

　　其次，行善可以激发身体中的阳气。南先生说：“照中国文化来讲，善心生阳；邪念是阴的，所以烦恼就来了。内心的阴霾一扫而光，元气就会恢复[2]”。善为阳的行为在中国医学上或依阴阳家来说，是属于光辉的一面，是开发性的，而恶的行为属于阴性的，它是收缩的、紧张的，会使自己有恐惧感、痛苦感。行善到一定程度，内心自然就清净了，精、气、神三者互相影响，元气自然就会恢复，所谓“天道无亲，恒与善人”，大概就有这个道理在里面。

　　二、行善能焕发内心的光明

　　南先生说：“真正修一切善，救助众生，人性的光辉自然发生，智慧便逐渐发起来了。一念善心起，智慧必然开展，甚至立刻就变[3]”。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呢？益大师在《大乘起信论裂网疏》中说：“如摩尼宝，本性明洁，在矿秽中[4]。”不想办法开采，它自己不会跑出来；宝珠上尽是污垢，不想办法去擦拭，它自己不会干净；心性有如宝珠，为客尘烦恼所染，不想办法对治，其光明终不显现。

　　马鸣菩萨提出解决的办法是“要当集一切善行，救一切众生”，应该发大悲心修一切善行，救一切众生，这样才能够脱离无边的苦海，露出真如本来的清净光明，“离彼无边客尘垢染，显现真如”。南先生说：“本性的光明是主体，外界的染污叫作客尘，靠修行才能把主体显示出来。”每做一件善行，犹如一次激起海水的波澜来冲荡内心的尘埃。

　　当我们自性的光明能够逐渐显现出来而智慧开发时，我们自然能更加善巧地处理生活中的事情，能随时体会到心灵的清净，《圆觉经》说：“发清净心，远离诸病。”生理的病痛也就逐渐改变或消失了。

　　三、善行与禅定

　　南先生从心理因素分析，我们打坐静不下来的原因就是烦恼，而这烦恼里头隐藏许许多多罪恶的种子，不靠善行等去转掉烦恼这个东西，心境不变清明，禅定不易于成就。而一个人真做了一件善行，“气脉马上就不一样，心境马上就扩大了[5]”，他反反复复讲到行愿这个问题，身口意三业不转，八十八结使不解，没有随时行善积聚为福德资粮，道业总是无法成就。念头转善一点，定力自然就增加一分。所以古代儒家有功过格，用红黑豆来标记，以检查自己的心理行为。禅定与善行两者应当有机地结合起来，而对于生活中缺少时间静坐的人来说，善行就很重要了。凡是人真心为善的，多半就是凡夫禅，心境上一定比较清净。禅定有养生之效果，这是毋庸置疑的。善行有利于禅定，就是有利于健康。

　　四、善行能变化气脉

　　善是心理上的东西，气脉是生理上的东西，“善行能变化气脉”实际上讲的就是身心之间的关系。心理影响生理，这是一个普遍的认识，这里就不赘述了。

　　南先生要深化的是，“气脉与心理行为有绝对的关系”。他说：“打坐时，气脉打通的地方就会有喜乐的感觉[6]。”所谓离生喜乐、定生喜乐、离喜妙乐都是气脉影响心理的问题；《楞严经》讲圣者悟道时有 “心得通达，然后心身一切通利”、“心身暖融、无碍流通”等的描述，这就是心理行为变化气脉的问题了，也就是儒家所谓的变化气质。南先生认为“气质是一个实在的问题，不是空洞的理论。换句话说，学位修养高了，生理都会转变的[3]”，因为受心理行为的影响，修心养性的人气质就会随着变化，每一个细胞都在变化，都跟着我们的心念在变，所以修道的人功夫好了，气色会好、气脉会通。烦恼转成菩提，随时清明，生理也就完全转了。南先生讲，纵使没有行善，但念头转善一点，虽然是消极的善，不是对人有利的行为，气脉也会转一分。行为如果转变不了，要想转变气脉，那是不可能的。

　　吴信如大德也说：“真心发愿，脉就张开了。发心发得越大，脉就越容易张开。越是抓住我不放，私见很重，越是‘我的、我的’，脉就越坚而不松，松不开。”又讲“戒守得好，脉就畅通柔软”、“通过脉可以修智慧，通过智慧可以调整脉[3]”。要行善利益众生便是发愿，止于至善便是持戒，把善事做好便是修慧。

　　五、劳者善心生

　　明代儒家史桂芳说：“劳则善心生，养德养身咸在焉；逸则忘念生，丧德丧身咸在焉。”劳动更知柴米贵，思之不免善心生。南先生讲，体力劳动者或是爱运动的人，在累到极点时随便坐在一块石头上喘口气，当下马上清净。所以，中国古人说：“劳者善心生。”善心生起，就容易得到清净心。

　　终上所述，所谓行善养生，实际上也就是“以虚养心，以德养身”。《遵生八笺》中说：“盖心如水也，久而不挠，则澄澈见底，是谓灵明。故心静可以固元气，万病不生，百岁可活，若一念挠浑，则神驰于外，气散于内，荣卫昏乱，而病相攻，寿元自损[6]。”那么行善不讲养气，而养气自在其中。

　　参考文献

　　[1] 南怀瑾：《宗镜录略讲》下册，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93页

　　[2] 南怀瑾：《如何修证佛法》[M]。南怀瑾选集第七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48、372、373页。

　　[3] 南怀瑾。现代学佛者修证对话[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78页。

　　[4] (明)智旭。大乘起信论裂网疏。大正藏第44册No。1850

南怀瑾易经篇3

　　饮食里的“道德经”：情绪决定饮食质量

　　南怀瑾是著名的国学和禅学的大师，除了出书、任教外，还积极参与慈善事业，能在繁忙的工作保持着充沛的精力，并高寿95，是因他极注重养生，在饮食上，大师力求“微薄清淡”。

　　首先是“微薄”：南怀瑾的饭量很小，讲究“过午不食”，中午经常只吃少许花生米。晚餐则是一碗稀饭，稀饭最常吃的是小米红薯稀饭。秋天到时，便爱喝薏米小米稀饭。

　　有人曾问道：“饮食方面应该是饿了再吃，还是定时定量吃？”南怀瑾回答：“普通人觉得饿的时候，其实并没有饿，胃里头的东西还多得很。因为普通人习惯把胃塞得太满了，胃部稍稍空了一点，它就觉得饿了。饮食之道就是牢记四个字‘少吃多餐’。饿了就吃一点，量要少”。

　　其次是“清淡”。南怀瑾在饮食上受佛教的影响，以素为主。晚餐的稀饭，有时也会配些小菜和少量主食。南怀瑾是浙江人，却很喜欢北方的面食，素馅的饺子、馒头、花卷、烙饼等面食，他都会经常吃一点。当然，南怀瑾也不是完全吃斋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戒律有开、遮、持、犯。我本人持戒也不严谨，经常要和客户吃饭，并没有断荤腥，也偶尔饮酒。所谓的吃斋、吃素，真正的意义却是斋心、素心的意思，就是随顺果腹，好比你虽然不吃荤腥，但挑三拣四，如喜欢豆腐，讨厌玉米，就算不上吃素”。

　　南怀瑾吃饭还讲求要吃得开心，他好客是出了名的，甚至是上门来修电器的，送水的，只要到了饭点，他都会将其留下吃饭。在宴客席间，他不时招呼大家夹菜添饭，而他只拣几样浅尝而已，用点红薯小米稀饭。

　　睡眠与宇宙法则：好时辰里的好风水

　　谈到睡眠，南怀瑾有其独特见解。他认为：“根据中医学和我的体验、观察，一个人真正睡着最多只有两个钟头，其余都浪费时间，躺在枕头上做梦。尤其打坐做功夫的人晓得，正午只要闭眼真正睡着三分钟，等于睡两个钟头，不过要对好正午的时间。夜晚则要在正子时睡着，五分钟等于六个钟头。”

　　南怀瑾解释：“就这个时间的学问又大了，同宇宙法则、地球法则、易经阴阳的道理有关系，而且你会感觉到，心脏下面硬有一股力量降下来，与丹田的力量融合，所谓‘水火既济’，豁然一下，那你睡眠够了，精神百倍。所以失眠或真要夜里熬夜的人，正子时的时刻，哪怕20分钟也一定要睡，睡不着也要训练自己睡着。过了正子时大约12点半以后，你不会想睡了。更严重的，到了天快亮五六点钟时，你又困得想睡，这时如果一睡，一天都会昏头。所以从事熬夜工作的人，正子时，即使有天大的事也要放下来，睡它半小时，那一天精神就够了。”

　　另外，道家的浑然忘我、天地无我对南怀瑾影响极大。有学生问南怀瑾养生之道，他说，我不养生。忘掉身体，忘掉自己，甚至忘记了寿命长短，忘记时间、空间。 “积极的心态是健康的护法，养生以少恼怒为本。”

　　品德决定健康：用情绪管理五脏六腑

　　南怀瑾在阐释诸子百家文化的过程中证悟，儒释道文化中的典故与圣理不止是可以用在完善他人人格上，还和中医理论、道家养生息息相关，和健康防病有关。藉由儒释道血统，南怀瑾创立了自己一套独特的新颖，科学的养生理念。

　　南怀瑾在受持斋戒，讲授因果，证悟空性过程中，总结出了：“道生太极，太极生五行，五行生脏腑，五脏生五德。”的养生理念；在练习太极拳的过程中，体悟出道是产生宇宙万物天地人的本体，以及道是大自然的运行法则与运动规律。

南怀瑾易经篇4

　　一、红毛鬼惹恼巾帼侠女

　　在1904年留学日本之前，秋瑾就已经萌发了民主革命思想[1]93.鸦片战争后，中国在深受西方列强侵略和压迫中逐渐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秋瑾的童年时代正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疯狂掠夺中国财富、西方侵略者在中华大地横行霸道、中国人民不断掀起反抗的浪潮的大环境下度过的。中法战争期间，法军攻入厦门马尾港，在厦门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当时正跟随祖父一起宦居于厦门的秋瑾目睹了同胞被欺凌的惨景。父亲经常在家中表达对时事的不满与愤恨，更加深了秋瑾对西方侵略者的仇恨。她有一次对父亲说道：“红毛鬼那么厉害，我们中国人再不自强，岂不是要沦为红毛鬼的奴隶。”清政府对内欺压、对外屈膝也让秋瑾印象深刻，心中渐渐萌现了亡国的阴影，引起了她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深深忧虑和单纯朴素的爱国情怀。

　　秋瑾的青春岁月是在湖南度过的，那时父亲迁官至湖南，带着全家居住于长沙。后来，秋瑾嫁给了有着“湖南王”之称的王廷均，住在离长沙不远的湘潭。如此说来，湖湘文化对秋瑾的成长产生了特殊影响。在《秋瑾遗闻》中，有文记载道“：秋瑾虽为浙籍，但其口音纯像湖南人。”此外，人们一般认为，秋瑾极富侠女风范、生性豪爽、具有强烈的女性独立人格，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湖湘文化影响有关。秋瑾在湖南生活时期，正值大规模维新变法运动撼动着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也撼动着秋瑾一贯反对的封建伦理纲常。

　　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大大加深，正在北京赴考的康有为等上千名举人联名要求清政府变法。一时间，全国要求变法的风潮四起，湖南的维新变法运动尤为活跃。上至湖南巡抚陈宝箴、下至维新人士谭嗣同都通过各种方式倡导变法救国，使原本守旧闭化的湖南大昌士气，很快形成了爱国救亡的社会风气。成长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中，秋瑾自然如沐春风。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秋瑾的革命爱国激情再次被点燃，她深情地说：“庚子事变已然令我可不顾生命，革命若能成功，我死而无悔。”

　　从此，秋瑾明确了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不惜牺牲生命的革命志向。在《杞人忧》中，秋瑾作诗道：“幽燕烽火几时收……难将巾帼易兜鍪。”在字里行间，秋瑾深切表达了内心的担忧，恨不得自己亲上战场冲锋陷阵。

　　二、长阅历倒向革命队伍

　　无论是厦门，还是湖南，都不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中心，六朝古都北京才是当仁不让的民主革命的风口浪尖处。因此，秋瑾在北京时，她的革命爱国思想与实践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恰如有历史学家所言：“秋瑾的确信仰过维新变法，崇拜过康有为、梁启超，但她尚未踏入改良主义一步，就即刻倒向了革命队伍。”这一转变与秋瑾三进北京有直接关系。

　　秋瑾第一次到北京是在1902年，目的是跟随丈夫入京捐官。

　　第二次是1903年，目的是跟随丈夫入京履职。第三次是1904年，目的是经北京赴日留学。这三年中的北京尽管直接由清政府掌控，但北京城里各种新学已随着社会发展、思想启蒙而不可逆转地流行开来。原本就具有开阔视野、开放心态的秋瑾在北京结识了吴芝瑛。此人是着名的清末桐城学派代表人物吴汝纶的亲侄女，从小深受书香门风熏陶，精通诗书。凑巧的是，吴芝瑛的丈夫与秋瑾的丈夫都在户部任职。秋瑾比吴芝瑛小七岁，对她非常敬重，二人姐妹情深。吴芝瑛夫妇与报界、书局的人来往甚密，且思想开明，秋瑾时常登门与他们或者谈论国事，或者吟诗作词。吴芝瑛的丈夫廉泉收藏了不少有关新学的报纸书刊，秋瑾通过阅读上面的文章认识了杨守仁、黄兴、窦燕石、孙翼中、黄宗仰、蒋方震、邹容、陈天华、黄藻等革命志士，对他们不遗余力编撰的《游学译编》、《浙江潮》、《湖北学生界》、《江苏》、《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黄帝魂》等爱不释手。

　　在一次由吴芝瑛组织的妇女界人士会议上，秋瑾结识了一位日本友人服部繁子，她的丈夫服部宇之吉当时是京师大学堂的日语教师。在与他们交往过几次后，秋瑾最终确定了赴日留学的目标。在赴日之前，随着时局的风云变幻，秋瑾的思想和言行日益偏向于激进的革命，就连吴芝瑛、服部繁子等友人也感觉到了这一点。服部繁子曾说：“秋瑾激进的革命态度正是中国社会的一方写照。革命已然成为中国社会的流行病，秋瑾显然也得了病。”[3]135秋瑾还对吴芝瑛说过：“如今人们动不动就说革命，我认为，革命不是口头说说，最起码要从家庭革命开始。”吴芝瑛听后告诫秋瑾说：“妹所言却是骇闻，革命应慎之。”秋瑾回应道：“姐勿惊，革命乃吾所持人生宗旨，欲达目的，岂非数十年后方可。”

　　三、独见解成为革命党人

　　1904年，秋瑾到日本留学，她的革命思想在该时期初步形成。这时清政府已腐败不堪，没有能力应对内忧外患的紧张局面，只能通过制衡的固化模式处理内政外交。即希望国人团结一致对抗外国侵略者的同时，还希望借助境外势力有效打击国内反政府力量。这使得当时中国的进步人士都看清了清政府虚伪、本质，试图通过自身努力拯救国家民族于危难之中。许多进步青年选择出国留学，学习西方民主政治和科学知识，为封闭的中国社会环境注入新思想。许多留学生选择到日本留学，学习富国强民的知识。留学生中那些有理想、有抱负的学生在回国后积极投身到革命运动中，寻求救国之路。作为进步爱国青年的秋瑾深受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提出种族革命和革命排满思想。秋瑾还积极参加光复会和同盟会，标志着她从爱国青年转变成了真正的革命党人。

　　秋瑾在日本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提出革命排满理论。

　　在她创作的《宝刀歌》和《宝剑行》等诗中，都透露出她武力清政府的坚定决心。在革命工作中，秋瑾认识到保皇党的奴性本质，从思想上将保皇党和革命党划清界限。当她意识到梁启超所谓的“保皇就是革命”的伪革命理论后，对此极为反感。她曾说，有的人分不清种族是非观念，只会奉承拍马。这些人自认为忠心耿耿，实际上是奉仇作父，残害百姓。为了追逐名利，昧着良心巴结朝廷，贪图荣华富贵。然而满人的朝廷终究不是汉人的天下，无论保皇党如何献媚，都有被杀的危险。可见，秋瑾十分不满保皇党的做法，主张进行种族革命。

　　秋瑾在留学时，对于许多革命思想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在她看来，革命分为真革命和假革命两种。假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贪图虚名、借机敛财，为了谋取一官半职趋炎附势，为清政府出谋划策。这样的革命就属于假革命，完全不可取。真革命则是不惧生死、不图虚名、不畏艰险，以夺回失地为主要目标，不使中华民族沦为奴隶。她批

　　判梁启超等保皇党人口是心非、贪图富贵，互相欺骗排挤，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恶劣勾当。这些人从未想到过为民族大义牺牲个人利益，从未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百姓谋求福利[4]71.因此，秋瑾一直试图寻找肯为革命牺牲的革命党人，这种思想在她的《精卫石》一诗中有所体现。经过两年在日本的学习，秋瑾认清了保皇党们假革命的虚伪本质，明确了只有真正的革命党人才能拯救中国。因此，秋瑾坚持革命排满和种族革命是一条正确的救国救民道路，标志着她的革命思想已经初步形成。

　　四、奋疾书揭露清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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